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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夜，昆明火車站發(fā)生暴力恐怖襲擊案，暴徒長刀亂舞，肆意殺戮，致29死143傷，直到被特警擊倒后才停止。最終有4名暴徒被擊斃1名被擊傷。比較令人驚訝的是，這5個暴徒都是被一位特警擊倒的。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接受采訪時這位特警組長表示：“開槍后我還想是不是開對了？”在開槍前，他還兩度鳴槍示警，直到第一個暴徒舉刀沖到距離他只有1米的地方。

在開槍那一瞬，他腦海里也許閃過之前貴州關嶺縣擊斃奪槍歹徒的同事反被判刑；也許閃過那位山東鄒平沒有帶槍的同事遭襲警殺害；也許閃過每次警察開槍以后媒體、律師的口誅筆伐……

特警組長用以擊斃暴徒的81-1式步槍

警察為何無槍？

四個特警一支槍固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之前的七位執(zhí)勤民警更是一支槍一個彈匣和兩支防爆叉！警方人數不如暴徒，武器也不如暴徒，只能赤手空拳叫喊著“來砍我”，自我犧牲式的戰(zhàn)斗令人感動，但我們一定要警察用血肉之軀來留下感動么？

反恐突然進入人們的視線，一時間輿論嘩然，很多人質疑“警察的槍哪去了”。

在新媒體上則看到有民眾質疑警方：為什么開槍要遲疑？為什么四個特警才一支槍？但是民眾可能沒有想到，造成警察不敢開槍的因素很多，民眾自己也可能推波助瀾造成今天這個形勢。但主要因素不在民眾，而在于多年來似是而非的輿論意識形態(tài)引導。

說起反恐，說起警察和槍支，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美國，這也是輿論引導之功。

美國警察反恐裝備之精良足以令中等強國的軍隊羞愧，但武器也曾指向不是恐怖分子的婦孺，之前屢有新聞報道。美國少年僅僅因為手里拿著游戲手柄對準警察，就被立刻擊斃。美國警察開槍過于隨意有社會環(huán)境的問題。美國槍支管理政策松弛，武器獲取方便，警察面對疑犯如果稍有猶豫就可能反被嫌疑人掏槍打死，因此動輒掏槍開火、熱衷動用武器。這一切是美國的國情決定的，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但中國卻走向另一個極端，警察不敢開槍，甚至沒槍，在兇惡暴力面前，公權力被公然關進了籠子。

民眾關注警察手中的槍支究竟指向誰，這是關心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好事。沒有民眾的關注，就沒有輿論的運作，只是輿論的運作能反過來引導關注的方向，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關于醫(yī)患矛盾，媒體曾經的話語是“醫(yī)生無良，患者受害”，現在轉變成了“患者霸道，欺凌醫(yī)護”。

在警察與武器這個問題上，媒體之前講的是“警察濫用暴力”，最終讓警察們不敢?guī)淦鲌?zhí)行任務，現在媒體又在炮轟“警察缺乏武裝”——因為，恐怖分子來了。

“最少使用暴力”本來是全世界警察的重要執(zhí)法原則，作為普通人需要的是一支守護安全的警察隊伍，而非攻擊力過強、攻擊性過剩的警察隊伍。但是中國的警察卻把“最少使用暴力”原則執(zhí)行得“太好”，近乎偏執(zhí)地“避免暴力，避免動用武器”。

也許這是昆明暴恐襲擊中，暴徒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恐怖分子早就習慣了中國警察沒有槍、有槍也不敢用的情形。

“籠中”警察的無奈

中國的警察原本由解放軍部隊改編而來，對比世界各國同行，人民警察并非歷史悠久，但他們有著奉獻祖國與人民的一腔赤誠，更有著繼承自解放軍的光榮傳統(tǒng)：作風優(yōu)良、甘于吃苦。中國警察說起傳統(tǒng)無比自豪，但是無一不對昆明暴恐案中的同行境遇嘆息：“我們不怕死，但是怕無謂的犧牲。”

中國每10萬人口僅120名警察，對比美國每10萬人口260名警察、香港每10萬人口340名警察，中國警察雖然人數嚴重不足，卻完成了令全世界詫異的工作——守護這個經濟高速發(fā)展、人口世界最多國家的安寧。筆者的一位警察朋友曾經瞪著布滿血絲的眼睛豪言：“累死我們這一代警察，守護好中國的轉型期！”

2008年至2012年，全國公安民警因公犧牲2204人，平均每年犧牲441人，犧牲時的平均年齡僅42.8歲，而其中同一個原因導致1098名警察死亡占犧牲總數49.8%——“過勞死”。

警察部門人數不足導致了許多嚴重的問題，招募編外人員、臨時工充實執(zhí)法隊伍。他們紀律性不強，專業(yè)訓練不足，更是給社會違法勢力留下了各種各樣的空子鉆。只是總理承諾不增加財政供養(yǎng)人口，中國警察也只好透支著身體繼續(xù)堅持工作下去。

2008年至2012年，全國公安民警因公負傷16821人，平均每年3364人因公負傷，其中占32%的因公負傷原因是被襲警，共計有5450名警察不同程度的負傷。

襲警者卻并非我們想象中那么窮兇極惡，來源多種多樣，可能是婦孺，甚至非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得益于中國嚴格的武器管控政策，中國警察遇襲受傷多致死少，但是“人人都敢襲警”這種現象在全世界大概也僅中國一家有。

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產生種種矛盾，為什么沒有太多暴露出來？大概其中的一部分危害，被警察給承擔了。如他們所抱怨“憲法和法律尚且讓普通人有自我防衛(wèi)的權利，但是警察就不行”，是警察放棄了他們作為公民同樣享有的生命權、健康權、名譽權，憋著一口窩囊氣用過度勞累拖垮的身軀，硬是承擔了種種矛盾造成的問題。

公權力在應該出籠的時候被橫加桎梏，那么最終就得以無辜百姓的流血收場。昆明暴力恐怖襲擊案件就是明證。

警察用槍問題：要法治不要媒治

中國警察人數本已不足，又被迫養(yǎng)成了一不敢動粗、二不敢用槍支的慣性思維，這是讓他們反恐？還是讓忠誠勇敢的他們送命？

中國警察淪為“弱勢群體”，終究不是全是外因導致?；闹嚾?ldquo;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要求是誰提出的，又是誰最終助長了違法者的囂張氣焰？因為法律法規(guī)不完善，只能全靠領導干部“人治”。

在《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中，根本沒有關于拔槍、舉槍的事后報告規(guī)定，相關的程序為警察部門成員所“約定俗成”。比如昆明暴恐襲擊中，暴徒已經砍倒了很多人，現場一片狼藉，特警依然兩度鳴槍示警，輿論爭議這兩次鳴槍示警是否必要——問題是法律法規(guī)沒有規(guī)定，爭議就只能這么繼續(xù)下去。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雖規(guī)定了使用武器的條件，卻沒有關于拔槍、舉槍的條件細化規(guī)定，僅僅以“情況嚴重、危急時”字句作為定義。這些關鍵的文句本該規(guī)定明晰而并沒有明晰的——是法律與制度設計上的重大缺陷，是本不該被立法“遺忘”的“角落”。

甚至《人民警察法》與《公安機關公務用槍管理使用規(guī)定》還有自相矛盾的情況——《人民警察法》第十九條明確規(guī)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時間，遇有其職責范圍內的緊急情況，應當履行職責”。從這里可以看出，警察這一職業(yè)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危險性以及在維護社會安定、保護公民權益時不受時間限制的特點。而《公安機關公務用槍管理使用規(guī)定》的第十八條（五）則要求非工作需要不準佩帶攜行槍支進入公共場所，于是很有可能發(fā)生的不良狀況就是：在需要履職的時候卻手無寸鐵。

中國警察動用警械或槍支的規(guī)定雖有，卻模糊不清。警察使用強制力后，面對媒體輿論蜂起而質疑，這些模糊不清的規(guī)定讓當事警察及警察部門每每無法進行有根據的自我辯護，只能任憑輿論擺布。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差異巨大，法律法規(guī)的缺失讓警察行動中是否動用武器的標準全靠領導干部來把握，以警察自己的說法：“單個民警的工作要對派出所長，中隊大隊的隊長負責，實際上就是連坐，出了事更要處理領導”。

中國的政府機構還不熟悉如何應對互聯網時代洶涌紛亂的媒體輿論，錯誤地把媒體輿論的炒作當作民意，“連坐”處理制度極不科學。不少地方領導干部向媒體低頭、息事寧人，直接開革了動用警械、槍支的警察，讓原本遵紀守法執(zhí)行公務的警察遭受不公待遇，引發(fā)警察上訪。警察們抱怨：“一個持槍警察犯錯誤，領導干部先被撤了，換上來的領導更不敢讓警察佩槍了，怕出事。但公民犯錯誤不是個人行為？難道還要追究其父母嗎？一個歹徒用菜刀殺人了，老百姓家里的菜刀都得沒收嗎？”

反恐斗爭形勢緊迫，可受制于媒體的公安部門早就“自己解除武裝，自己繳了械”。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否？

美國警方的反恐做法肯定不適合中國。中國人口比美國稠密無數倍，大威力武器的流彈將會導致難以計數的傷亡。而美國的警察依賴使用武器，擅長暴力鎮(zhèn)壓的特點在中國會引起強烈的反感。畢竟歐美標榜自己具有“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傳統(tǒng)，以對抗政府為榮，中國自古以來有官民協同合作的風范，我們也習慣了人民公安為人民的中國警察。

1月25日馬里蘭州槍擊案發(fā)生時，全副武裝應對槍擊案的美國警察

那該怎么辦？

不妨來看看香港，香港與大陸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且因為曾是殖民地，關于執(zhí)法力量的法律法規(guī)發(fā)展程度很高。

香港關于警察使用警械、槍支的法律法規(guī)清晰明確，條款的規(guī)定細致到警察動用槍支時的每一個戰(zhàn)術動作。

1993年以前，香港警察通令第29章之中對警察拔槍、舉槍、開槍都模糊地歸類為一種行動，這三種行動發(fā)生后要進行相同的報告與調查程序，對警察拔槍和舉槍的調查與控制方面限制太多，給警員一種錯誤的印象，拔槍或舉槍不僅會造成輿論嘩然，也會產生行政上的許多煩心事，有時還會受紀律懲罰。受此影響，就有香港警察干脆棄用武器。

1993年，在香港武器政策委員會的建議下，對上述規(guī)定做了重大修改，第29章增設一節(jié)“拔槍或舉槍”，采取了簡要的程序。

根據修正后的第29章第3節(jié)規(guī)定，警員確信有使用警槍的情形發(fā)生時，作為一種防范措施，可以將槍拔出槍套，或者舉槍瞄準，但應當做相應的報告：一是等到安全時，必須將實情向所屬的總區(qū)指揮中心報告；二是在事件發(fā)生后盡快向事件發(fā)生地所屬警署的值日官報告。有關分區(qū)的指揮官將調查案件的情況。僅在有跡象表明拔槍或舉槍是不適當的時候，分區(qū)指揮官才做一份綜合調查報告，并在14日內呈送地區(qū)指揮官。

如此，香港就在法律法規(guī)上解決了槍械的使用難題，平衡了警察既要做到“最低使用暴力”又要保持“威懾力”兩大要點。在非反恐的大部分情況下，拔出武器已經足以使頭腦發(fā)熱的人清醒過來，而如果情況危急到真的需要使用武器，也已經有所準備。即使面對媒體質疑，也是嚴格依照法律法規(guī)的程序行事，引發(fā)的爭議與輿論騷動也會小很多。

警械、槍支，是具有殺傷力的武器，警察攜帶與使用武器存在一定風險，面臨一定的爭議，但就好比吃飯會噎著、喝水會嗆著，然后被旁邊的人笑一樣，難道因為會噎著、嗆著、被人笑，干脆不吃飯不喝水嗎？

中國警察有著人民公安為人民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更是一支鐵血豪情、威力強大的戰(zhàn)斗隊伍。面對隱藏在暗處的暴徒，赤手空拳或缺乏武器的惡劣條件不僅會讓忠誠勇敢的警察無謂犧牲，更讓他們難以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因此當暴力恐怖分子襲來的時候，中國警察就應該掏出武器、果斷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