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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海外爆發(fā)以來，西方諸國政府一再強調輕癥不用檢測，自我隔離就好，但吊詭的是，卻有眾多貴族、名人、政要被檢測呈陽性輕癥。當然，貧富差距不僅僅體現(xiàn)在病毒檢測的機會不平等上，而且更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為更好地在疫情中幸免于難，良好的抵抗力、充足的財富儲備必不可少，而這些卻都是困擾社會中下層的事情。

《福布斯》雜志報道，諸多富人都可從私人會所或醫(yī)療機構獲得免疫注射服務，注射產品包括高劑量的維生素C、增強免疫力的氨基酸和對免疫系統(tǒng)功能至關重要的鋅。另外，許多企業(yè)高管會在疫情期間避免乘坐商業(yè)航班轉而乘坐私人飛機。教育機構“國際指導”則表示，自從疫情爆發(fā)以來，精英私人輔導服務的申請人數(shù)大幅上升，申請的主體也以富人家庭居多。

相形之下，社會中下層卻沒有經濟資源來應對這場疫情。由于疫情，人們被迫在家工作。對于那些低收入者或從事不穩(wěn)定工作的人來說，暖氣、網絡、電腦、冰箱等這些宅家必備品和擁有足夠的可支配收入來購買食物可能都是“奢侈的”。從事體力工作的人無法做到在家工作，而對于勉強維持生計的人來說，萬一生病，或因醫(yī)療原因不得不自我隔離，或因生病沒有工資導致收入受損，由此身負債務的人可能多達數(shù)十萬計。

新加坡、馬來西亞作者筆下的“外勞”，可謂生動例證。他們的工資通常遠低于當?shù)厣鐣骄杖胨?，大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集體宿舍。這些宿舍的環(huán)境很差，一個房間通常住15-20人，保持社交距離，對他們而言相當奢侈，不出門對他們來說就是斷了生計。加上政府要求雇主承擔他們檢測新冠的費用，經過檢測不是患者才能工作，雇主顧慮營運成本大大增加、擔心外勞集體感染而斷然不敢倉促復工。

對于這些弱勢群體而言，這就意味著，封國不僅僅是個簡單的失業(yè)問題，可能會直接導致一些貧困人口被餓死，亦即逼著窮人在感染病毒而死，還是饑餓而死之間做出艱難選擇。雖然宗教和慈善組織在積極幫助窮人，但是時間長了，這些組織也將陷入資金困境。

在疫情久拖不決會促發(fā)“社會不公”的討論中，教育不平等又是一個格外受關注的話題。因為學校關閉，孩子們都要在家里上課和學習。如果說不同的家庭背景本來就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那么封城的情況則大大加劇了這一點。

有的家庭是居住條件所限，孩子沒有很好的學習環(huán)境；有的家庭可能沒有電腦，甚至連網絡都沒有（根據馬來西亞作者的報道，該國教育部在“行管”期間調查顯示，全國37%的學生因沒有電子設備，而無法在家進行線上學習）；還有的父母沒有時間、或是本身的教育水平不夠，無法輔導孩子。

可以在家工作的家長，多半是白領與中產以上，在家工作的同時，還有時間監(jiān)督小孩做功課甚至下場教。但維持這個社會運作最重要的底層勞動者，送貨員、快遞員、垃圾清運員等，他們并不因疫情而停止出門工作，他們的小孩就可能因此而喪失同樣的教育與輔導機會，進而為未來的貧富加劇以及階級固化埋下伏筆。

在國內的媒體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關于在家學習的段子，都是父母、尤其是母親們吐槽帶娃和輔導功課的艱辛。但我想我們也應該意識到，能夠在網上這樣吐槽的人們，已經是境況相對較好的了。真正處境艱難的人，他們的聲音，我們往往聽不到。

一場不分疆域的疫情，不但沒有帶來戮力同心，卻反而促發(fā)了民族國家內部與外部諸多的敵視、對立、攻擊甚至沖突。然而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的話語之外，疫情最終影響的，還是每一個普通的個體，“時代的一粒沙，個人的一座山”。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或許就是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現(xiàn)實，而疫情只是讓原本就殘酷的現(xiàn)實變得更為殘酷而已。

隨著戰(zhàn)疫進程久拖不決甚至輻射整個世界，各國不得不繼續(xù)推進解封和復工，而這不可避免地會使得一些國家的疫情面臨失控的風險。這也意味著，在有效疫苗投放市場，直至全球人口普遍接種之前，中國之外的世界，持續(xù)的大流行是無可奈何的悲哀現(xiàn)實。

而隨著時間拉長，全球疫情沖擊正由臨時壓力深化為災難沖擊，在很多國家對內激化各階層社會矛盾，對外催化地緣政治風險。多重矛盾、次生風險的迸發(fā)，將更加深刻地沖擊著后冷戰(zhàn)時代的國際格局，漸趨失衡的地球與已經“起火的世界”將更為詭譎莫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