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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宋念申】

絕大多數(shù)探討中國東北問題的文獻，傾向于將東北視作一個單獨的地理、行政單位，而忽略了一點：從生態(tài)、歷史、環(huán)境和人類活動看，中國東北其實屬于一個更加廣闊的地域／生態(tài)單元。該地域包含今天俄羅斯遠東地區(qū)、中國東北及內蒙古東部、蒙古國東部、朝鮮北部及日本海。由于分屬域內數(shù)個民族國家，長期以來，這一相對完整統(tǒng)一的社會生態(tài)單元，在國家主導的歷史敘述中，都被視為邊緣地帶。

本文采用長時段視角考察歐亞大陸東北部的歷史，特別關注所謂“大黑龍江流域地區(qū)”的開發(fā)史。人類社會在東北歐亞的演化和交往持續(xù)數(shù)千年，數(shù)個王朝及帝國興起于此，不但令這一邊疆地區(qū)與東亞社會政治網絡深度融合，而且令其成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邊疆地區(qū)在19—20世紀直接刺激了周邊社會的民族和國家建設進程，成為域內國家走向“現(xiàn)代”的試驗場。只有轉換視角，認清東北歐亞的內在歷史發(fā)展軌跡，才能理解該地區(qū)的社會經濟潛力，并意識到那種過分以市場邏輯為導向的“東北振興”思路所存在的問題。

一、反思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敘事

中國東北不應被視作一個孤立的空間單位，而應該放到更大一層生態(tài)、地理和歷史空間中認識。我把這一空間稱為“東北歐亞”，它包括薩哈林島在內的俄羅斯遠東、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蒙古國東部、朝鮮半島北部及日本北海道。這一廣闊的地域迫使我們不但要重新思考“中國”的概念，還要重新思考“亞洲”的概念。我們至今對這片地域沒有一個固定的命名，甚至在流行的學科分類體系里，它也很少被視為一個整體，亞洲研究中一般不包含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而主流的俄羅斯研究，也很少涉及臨近的中、日、韓、蒙諸地域。

有學者將俄羅斯遠東稱為“冰凍的邊疆”或“最后的邊疆”。這片地域以其苦寒的氣候、多山的地貌、多元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成為歐亞大陸少數(shù)尚未被現(xiàn)代國家深度開發(fā)的地區(qū)，這一特點是東北歐亞共同的環(huán)境特征。其南部的“大黑龍江流域”及日本海，是人類活動的中心區(qū)域，值得特別關注。在這一數(shù)國接壤的地帶，古代原住民長期以游牧或半游牧、漁獵和采集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晚至17—19世紀，這種生產方式，才為外來移民所帶來的農、林、礦、工等逐漸取代。

文字記錄的當?shù)貧v史，也多集中在大黑龍江流域地區(qū)，因為此地相對溫暖，人類活動和交往更加頻密。即使在今天，俄羅斯遠東聯(lián)邦管區(qū)的經濟重心（90%以上的農業(yè)、重工業(yè)、消費品制造、食品加工），也是在南部的5個行政區(qū)（阿穆爾州、猶太自治州、濱海邊疆區(qū)、薩哈林州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qū)）。海參崴和伯力兩個邊境城市的人口，亦遠遠超過本地第三大城市阿穆爾共青城。正因為南部地區(qū)是溝通俄羅斯與東亞的門戶，才出現(xiàn)這種南重北輕的格局。

東北亞示意圖 圖片來自百度百科

這一遼闊的地域之所以有地而無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習慣于從當代民族國家的視角來認知它。不論歷史學家還是政治學家，他們多以各個國家的中心地帶出發(fā)，眼光局限于現(xiàn)有的國家邊界。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這個地區(qū)屬于歐美術語中的“遠東”，但這個歐洲中心主義色彩強烈的詞匯，如今早已被主流學術界棄用，只有俄羅斯還用它指稱一個聯(lián)邦區(qū)。在英美學界，東北歐亞并非一個獨立的研究類別，它和“內亞邊疆”的概念有部分重疊，但后者是將中國東北、內蒙古、新疆和西藏視為一個區(qū)域，且更多是指廣義“中國研究”中的一個概念。

在20世紀之前，無論是中國、日本、朝鮮還是俄羅斯，都把東北歐亞諸族群視作蠻夷。在由國家主導構建的歷史敘述中，這一生態(tài)、歷史整體，被分割成數(shù)個從屬于周邊國家的次級地區(qū)。這樣一種視角有意忽略了本地族群間的交融影響，并忽視了現(xiàn)代帝國或民族國家到來前，本地區(qū)在多元文化交互作用下的長時段發(fā)展。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一地區(qū)類比于斯科特（James C. Scott）等研究東南亞的學者筆下的“佐米亞”（Zomia），即從印度支那半島伸展至印度北部的高原地帶：兩者都被現(xiàn)代國家疆界所分割，當?shù)囟嘣淖迦阂捕急恢苓厙乙曌鬟吘壭源嬖凇?

因此，關于東北歐亞邊疆的敘述，往往帶有國家中心主義的偏頗。其中最為典型的，大概要算俄羅斯東進史。其一般敘述是這樣的：受皮毛貿易利潤驅使，斯特羅格諾夫（Stroganov）商業(yè)家族，在伊凡雷帝的支持下，招募了由葉爾馬克·齊莫菲葉維奇（Yermak Timofeyevich）率領的哥薩克雇傭兵，開始了征服西伯利亞的征程。葉爾馬克和他手下的840名哥薩克憑借先進的武器，在1582年入侵了西伯利亞汗國。此后，莫斯科迅速在烏拉爾山以東地域推進，在這片“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建立了無數(shù)據(jù)點。1647年，俄羅斯人建成太平洋沿岸的第一個據(jù)點：鄂霍茨克，1860年以前，該城是俄羅斯在太平洋最重要的堡壘。歷史學家阿蘭·伍德提示說：“如果以葉爾馬克1582年的侵襲為起點，那么俄羅斯早期殖民者從烏拉爾山到太平洋，跨越整個大陸，僅僅用了65年?！?

人們經常把俄羅斯東擴和美國19世紀的西進運動相比較。和美國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敘述類似，這一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擴張事件，也多采取一種單向的殖民視角。它強調俄羅斯帝國／國家建設的連續(xù)性，卻無視本地區(qū)長期歷史發(fā)展的內在動力。歷史僅僅壓縮為65年的一瞬，成為俄羅斯國家整合的一個局部。另一個問題是，以俄羅斯國家為中心的敘事，將東進運動抽離其全球史脈絡，將之描述為一個“偶然性”事件，主要由特定的“民族英雄人物”來主導。資本積累的原動力，加入全球商業(yè)競爭的欲望，很大程度上與邊疆開拓的敘事分離處理。

俄羅斯當然不是唯一一個如此書寫其邊疆史的國家。域內所有國家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敘事。比如，日本歷史學家很早就把明治時代的北海道及“樺太”（庫頁島）開拓看作是日本現(xiàn)代民族建設的重要一步。在中國，東北邊疆也在20世紀被納入國族史記憶。現(xiàn)代史家強調自古以來漢或非漢民族對蒙古及東北地區(qū)的統(tǒng)治，以及近代以來喪失在俄日擴張下的領土。20世紀早期以來，韓國民族主義史學家也開始呼吁關注半島民族歷史上的大陸因素，對高句麗和渤海這些跨境王朝的追懷，無論在今天的南方還是北方，都是民族記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在所有這些記憶中，歷史是斷裂的，空間是被分割的。東北歐亞的整體發(fā)展并沒有被當作世界歷史上一段連續(xù)、有機的組成部分，而是被切割成互不關聯(lián)的片段，成為俄國、中國、日本、蒙古、朝鮮和韓國國族史上一個附屬的邊緣部分。在這些相互獨立，且指向特定目的的線性時間中，即使存在部分重疊，被突出的也往往不是合作，而是帝國間和民族國家間相互的沖突（領土、政治、族裔、經濟和軍事等）。這一地域成為近代許多場大戰(zhàn)的策源地和戰(zhàn)場：清俄戰(zhàn)爭（1652—1689）、中日甲午戰(zhàn)爭（1894—1895）、日俄戰(zhàn)爭（1904—1905）、西伯利亞出兵（1918—1922）、蘇日邊境沖突（1932—1945）、抗日戰(zhàn)爭（1931—1945），以及中蘇邊界沖突（1969年）等。因此，長期以來該地區(qū)被看作是“沖突的搖籃”，而不是溝通各方的門戶。

二、轉換歷史敘述的視角：東北歐亞作為中心

史學界近年來的發(fā)展，特別是對世界體系論的應用以及對邊緣社會的強調，為我們重新審視這片多邊邊疆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筆者將東北歐亞的歷史展開和變化，置于區(qū)域和全球史（而非國別史）的框架下進行認知，并考察這一地域發(fā)展的內在動力。當然，這并非要否定近兩個世紀以來的競爭性民族國家建設是東北亞邊疆建設的最重要刺激因素。相反，突出邊疆作為中心，恰恰是重思邊疆與內地的交互影響，目的是重新認知近代民族與國家建設的歷史意義。同時，它也為我們思考本地區(qū)當下和未來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