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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我還要補充一點，在中國像醫(yī)改這樣的大問題，是在黨的領導下，政府相關部門負責推動的。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也是政府負責醫(yī)保這一塊的。但在美國這類事情都屬于“立法問題和司法問題”。研究美國政治的人的都知道，今天美國國家叫“治理的司法化”，是美國民主制度的一個頑疾?！爸卫硭痉ɑ辈粌H意味著國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這個過程中最容易被高度組織起來的各種利益集團所俘獲。

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奧巴馬的醫(yī)改方案是什么樣的篇幅，有多少頁？2000多頁。這還只是醫(yī)改法案本身，具體執(zhí)行的方案有多少頁？2萬多頁。為什么這么長？很大程度上就是治理司法化所帶來的。英國學者斯泰恩·林根講過，這叫“立法失控”，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集團競相游說，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都要得到照顧，而且都要成為法規(guī)的一部分。結果，法規(guī)條文就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冗長。對于律師、會計師、法庭來說，對他們各種各樣的服務需求就越大，這些行業(yè)本身也是美國巨大的利益集團。奧巴馬醫(yī)改方案被很多美國人詬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方案如此之復雜，如此之難懂，實際操作中光是律師的成本就不得了，就是天價。

最后還有一點就是一個民主制度能否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還要看人民能否參與決策、參與立法以及如何參與。大家知道，在西方所謂民主一般僅限于通過投票產(chǎn)生政府和政府領導人，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不涉及民眾參與決策或參與立法。這就是熊彼特的理論，也是今天西方國家普遍接受的理論。人民的任務就是通過投票產(chǎn)生一個政府，但不直接擁有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利。因為熊彼特認為，古典學說中那種“人民統(tǒng)治”是不現(xiàn)實的。

我在之前的一講中曾引用當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美國西北大學學者做的一項聯(lián)合研究，這個研究比較了1981年到2002年這段時間里美國政府制定的1800多項政策，報告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政策幾乎都是由代表商業(yè)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制定的。而基層民眾組織和普通公民對決策的影響力幾乎為零。如果后者與前者利益發(fā)生沖突的話，后者是無能為力的。

其實，不是美國民眾不想?yún)⑴c或影響決策，而是這些民眾和高度組織起來與代表特殊利益的游說組織相比，他們的力量實在是太渺小了。中國政治學者王紹光曾經(jīng)就中國醫(yī)改決策程序和過程寫過一本專著叫《中國式共識型決策》。他這本書總結了中國醫(yī)改過程中如何對普通群眾、各類智庫的意見進行歸納、匯集，還分析各個利益團體的參與過程，以及最后政府相關部門如何整合、協(xié)調不同的意見。在2008年推出了《關于深改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征求意見。短短十天內，一共收到各類建議和意見35929項。最后，2009年公布的版本與2008年征求意見稿相比，一共修改了137個地方。

類似這樣的民主決策過程，在中國比比皆是，上至黨中央、全國人大、每年的兩會，下至基層單位，許多決定都是經(jīng)過這樣好幾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正因為經(jīng)過反復討論和論證，總體上多數(shù)決策的質量更高一些。這和美國在小圈子內決策，然后雇傭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或者兜售他們的決定，英文是“Sell to the public”，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不久前，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民主決策和民主立法，我專門去了上海長寧區(qū)虹橋街道做了一些調研。為什么要去這個街道呢？因為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建在中國最基層的“立法聯(lián)系點”。這個點的做法很值得介紹，我是真的希望美國人來好好看一看，學一學，了解一下中國人民民主是如何運作的，這無疑是一種中國智慧和中國創(chuàng)新。

中國有超大型的人口規(guī)模，如何才能使立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建立基層立法聯(lián)系點是一個很好的做法。也就是人大在立法的最初階段，就把相關法律的草案，拿到中國社會最基層，直接聽取百姓的意見，聽取基層專業(yè)人員的意見。我去調研之前看了一些材料，帶著一些問題。

調研視頻

張維為：《反家庭暴力法》。

工作人員：《反家庭暴力法》是在這邊征集的第一部法律。當時我們就有兩條意見被直接采納。有了這個基層立法聯(lián)系點，我們可以在家門口就針對法律提出意見和建議。

張維為：它是整個這個法律草案都叫你們咨詢，還是就里邊某些條款咨詢你們的意見？

工作人員：現(xiàn)在是全部的。

張維為：那如果你們看了這東西，也搞不懂怎么辦？就要找專家了。蠻復雜的，法律的東西不是隨便誰都能懂的

工作人員：它要分好幾個層面，有居民層次的，有法律層次的，有專家層次的，還有司法單位，它分好幾個組。

工作人員：我們一部法律就要開三次以上的座談會。

工作人員：不僅僅是一次。

張維為：就是一個法律的解讀它有幾個層面。

工作人員：對，好幾個層面。

張維為：解讀之后然后再來。

工作人員：對。

張維為：

現(xiàn)在我向大家做一個簡單匯報。我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全國人大要把這個點設在上海，設在你們這個街道，而不是設在其他地方？街道黨工委同志跟我說，全國人大法工委其實在全國就選了四個點：上海、江西、湖北、甘肅，這是2015年做的決定。這些點大致可以反映出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不同類型的城鄉(xiāng)狀況。上海長寧區(qū)虹橋街道可以說是中國發(fā)達板塊大格局的一個縮影，既有許多傳統(tǒng)社區(qū)，也有許多大型的現(xiàn)代社區(qū)，商務功能比較發(fā)達，企業(yè)類型比較齊全，司法資源也比較豐富，街道的實有人口是8.74萬，其中1/4為境外人員，也就是2.2萬人。所以，我們在相關法律制定過程中，還會聽取境外人士的意見，這在西方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法律一般比較枯燥，法律文書有時候像天書一樣，誰也看不懂。老百姓能夠搞懂嗎？老百姓真的有興趣參與嗎？這個街道的做法就是他們將法律文書的語言，首先通過專業(yè)學者的幫助，轉化成群眾能夠聽得懂的語言進行解釋。人大常委會對他們有明確要求，一定要聽到最基層的聲音，要把群眾的意見原汁原味地反饋給人大常委會。群眾講的大白話，只要有價值，你們就要把這些大白話匯集起來，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東西，這就是最真實的民主。那群眾一旦搞懂了法律，會很積極，他們對于自己的意見可以直達中央，往往非常自豪。當然這個街道也廣泛聽取基層各類相關專業(yè)人員的意見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