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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時代爆發(fā)的歐洲內(nèi)部的激烈爭斗帶來了兩個重大變化，即后來所說的“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這個術語是杰里米·邊沁于18世紀80年代創(chuàng)造的，并逐漸被采用——而不是傳統(tǒng)上的“萬民法”（law of nations）。而在19世紀20年代，維也納會議第一次引入了一個歐洲國家內(nèi)部的正式的等級制，即英國、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和法國這五個享有特權、能決定歐洲大陸版圖劃分的五大強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等級區(qū)分，這就是所謂“五強共治”（Pentarchy）格局。這一創(chuàng)新舉措是為了確保那個擊敗了拿破侖并在整個歐洲復辟了君主制的反革命同盟的團結一致，然而這個同盟存續(xù)的時間卻比復辟時代本身更長。到19世紀80年代，著名蘇格蘭法學家詹姆斯·洛里默（James Lorimer）評論道，國家間的平等“到現(xiàn)在可以說已經(jīng)被歷史否定了，正如它總是被理性否定一樣”，它是一個“比人人平等更顯而易見的謊言”。

第二個重大變化是歐洲帝國主義入侵和交鋒的對手，不再是虛弱的游獵采集部落或者缺乏火器的國家，就像維托利亞、格勞秀斯、洛克或者瓦泰勒在他們的著作里經(jīng)常提到的那些美洲部落或國家，而開始遇到強大的亞洲帝國以及其他發(fā)展程度更高、更能抵御入侵的國家。當然，帝國主義浪潮在拿破侖戰(zhàn)爭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了，當時英國奪取了莫臥兒和馬拉地王朝治下的印度，法國占領了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的埃及。1815年之后更是進一步升級，對中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滲透日本，征服緬甸、印支半島、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大部，更不用說整個北非沿海地帶以及對阿富汗的反復入侵等等。

應該如何劃分和處理這類國家呢？它們享有與歐洲列強同樣的權利嗎？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文明標準”（standard of civilization）學說誕生了。只有那些被歐洲列強認可為“文明的”（civilized）國家，才有資格得到歐洲列強的平等對待。正如現(xiàn)今在歐洲國家之間的禮讓中存在等級制一樣，未開化世界也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別。洛里默對此學說進行了最成體系的論證，并由此成為當時國際法著作的通說。三類國家不滿足文明的標準。首先是犯罪國家（criminal states），就像今天的“法外/流氓國家”（outlaw/rogue states），例如巴黎公社或者不寬容的穆斯林社會。其次是既不違犯也不體現(xiàn)歐洲文明準則的國家，例如中國、日本。第三種是太過衰朽或者太過原始而被視為不具有責任能力的國家，好比今天的“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所有以上國家都不屬于國際社會的適格成員，但如果歐洲列強在第二類國家的國土內(nèi)獲得治外法權，卻仍然可以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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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紀之交，四個亞洲國家，中國、日本、暹羅和土耳其，從第二等級“畢業(yè)”，與20個歐洲國家、美國以及墨西哥一道，被接受參加1899年由俄國沙皇召集的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這意味著新的地位平等嗎？在1907年西奧多·羅斯福召集的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上，參會國家擴大到中南美洲的共和國以及波斯、埃塞俄比亞、阿富汗等君主國。會議的關鍵提案是創(chuàng)設一個國際仲裁法庭。問題是，哪些國家可以成為成員國呢？美國和歐洲列強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們應當擔任常任理事國，其他國家僅僅輪值。令它們既驚訝又惱火的是，巴西代表、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路易·巴爾博薩（Rui Barbosa）[3]強烈主張各主權國家一律平等，并從一名歐洲觀察家所稱的“弱小國家的暴民政治”（ochlocracy of smaller states）——古希臘用語，意指“暴民統(tǒng)治”——中獲得啟示，堅持要求法庭必須給予與會國家平等的而非分等級的代表權。列強自然予以拒絕，于是會議無果而終。和會哪怕在名義上增進國際和平的目標也是徒勞，這一點隨著七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而變得愈加明顯。

“一戰(zhàn)”結束之后，戰(zhàn)勝國英、法、美召集凡爾賽會議，商討對德媾和條件、重劃東歐地圖、肢解奧斯曼帝國，以及創(chuàng)立一個新的致力于“集體安全”的國際機構——“國際聯(lián)盟”（League of Nations），以確保國家間的持久和平。在凡爾賽會議上，美國不僅將巴爾博薩排除出巴西代表團，而且將門羅原則（Monroe doctrine）——華盛頓傲慢地假定其對拉丁美洲的支配——作為一種保障和平的手段納入國聯(lián)公約（或憲章）。盡管美國參議院最終否決美國加入國聯(lián)，但新組織的設計忠實地反映了第二次海牙會議上三大戰(zhàn)勝國提出的要求，國聯(lián)的執(zhí)行委員會——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前身——由四個“一戰(zhàn)”獲勝方英、法、意、日控制，它們效仿了美國在海牙會議上提出的模式，擔任常任理事國。面對這一公然強加的等級秩序，阿根廷一開始就拒絕參加。幾年之后，當巴西要求給予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常任席位遭到拒絕時，也退出了國聯(lián)。到三十年代末，不少于八個其他大小拉美國家皆退出了國聯(lián)。當時主要的且至今仍在廣泛使用的國際法教科書的作者拉薩?奧本海（Lassa Oppenheim）和赫希·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不為所動，在書中滿意地宣稱“列強是國際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的領袖，過去萬國法的每一次進展都是它們政治霸權的產(chǎn)物”，這在國聯(lián)中第一次獲得了正式的“法律依據(jù)與表達”。勞特派特，一位熱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就其造詣而言，過去一個世紀沒有哪位國際法學者能出其右，在本世紀仍是一位自由主義法學的標桿型人物。而他那位同樣高風亮節(jié)的同事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 Zimmern），作為國聯(lián)的另一位智識奠基人，則更加現(xiàn)實，他曾無意間坦承，國際法只不過是“首腦們方便行事的裝飾品”，它只有在“體現(xiàn)了法律與力量的和諧聯(lián)姻”時才最有用。

以上就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了一種新的安排。歐洲大陸化為廢墟，負債累累，歐洲的霸權一去不再復返。1945年，聯(lián)合國在舊金山成立，國聯(lián)遺留的等級制原則被新的安全理事會保留下來，它的常任理事國被賦予了較之國聯(lián)執(zhí)行委員會的先輩們更大的權力，因為它們現(xiàn)在擁有否決權。但西方對特權的壟斷被打破了：蘇聯(lián)和中國與美國以及遭到削弱的英國、法國一道，成為常任理事國，并且由于接下來二十年里去殖民化進程的加速，聯(lián)合國大會變成了讓霸權國家及其盟友們越來越不自在的決議和訴求的論壇?？v覽1950年的國際場景，在其富有洞察力的經(jīng)典著作《全球規(guī)治：作為歐洲公法的國際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中，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指出，在19世紀，“國際法概念具體來說就是歐洲的國際法”，“諸如人道、文明、進步之類的全球范圍的普遍概念也是如此，這些概念決定了外交官們的一般理念、理論和詞匯。整幅圖景骨子里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人道，首先被理解為歐洲式的人道；文明，不言而喻，僅僅指歐洲文明；進步，則意味著歐洲文明的線性發(fā)展”。但是，施米特繼續(xù)寫道，“歐洲不再是地球的神圣中心”，并且對“文明和進步的信仰已經(jīng)變得徒具意識形態(tài)的外表”?，F(xiàn)今，他得出結論，昔日歐洲中心主義的國際法秩序漸趨走向消亡。與它一道，舊的全球規(guī)治正在逝去，它誕生于童話般出乎意料的對于新世界的發(fā)現(xiàn)，一個不可重復的歷史事件。國際法從來都不是真正國際的。它雖自詡普適，然實則特殊；假人道之名，卻謀求帝國拓殖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