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免费午夜在线观看,伊人久久精品,一区二区三区精品

中亞，地處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既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千年樞紐，也是當代全球地緣格局中連接亞歐貿易、能源輸送的關鍵節(jié)點。

近年來，全球地緣局勢的深刻變動，徹底打破了中亞的“低調”態(tài)勢。一方面，俄烏沖突后，歐亞大陸能源與貿易通道面臨重構，中亞作為替代能源出口路線、陸上物流樞紐的價值凸顯；另一方面，全球多極化趨勢下，歐盟尋求減少對俄能源依賴、印度拓展 “東進西出” 戰(zhàn)略空間、美國試圖通過“C5+1”機制強化區(qū)域影響力，各大力量紛紛將目光投向這片“歐亞十字路口”，中亞的戰(zhàn)略重要性被重新定義。

在此變局之下，中亞五國如何以“戰(zhàn)略主動性”應對大國互動？其外交政策將如何調整以堅守主權利益？中國與中亞在深化合作中，又該如何彌合文化認知缺口、加深合作互信？為解答這些關鍵問題，歐亞系統(tǒng)科學研究會專訪了烏茲別克斯坦國際問題高級研究所副所長奧迪爾·加法羅夫（Odil Gafarov）。這位兼具中、美學習經歷與本土智庫經驗的學者，不僅揭示了中亞以“多向外交”平衡大國關系的底層邏輯，解析了中亞精英治理體系的穩(wěn)定性根源，更直面了數(shù)字經濟、水資源安全等區(qū)域發(fā)展挑戰(zhàn)，以及中企在中亞本土化的實踐路徑。

該訪談以中亞本土學者的觀察為支點，搭建理解中亞“主動塑造命運”的新框架，了解中亞從“被動依附”到“戰(zhàn)略棋手”的外交政策轉變，為深化中國與中亞之間的務實合作、構建更緊密的命運共同體，提供兼具深度與實操性的參考，歐亞系統(tǒng)科學研究會（ESSRA）特編發(fā)此文，供讀者閱讀思考，本文僅代表訪談嘉賓本人觀點。

【對話/慧諾咨詢創(chuàng)始人 高子豪】

中亞學者眼中的中國與世界

ESSRA：能否先向我們的讀者做個自我介紹？請談談你的背景，以及是什么契機讓你投身于中國研究。你在烏茲別克斯坦、中國和美國的學習與工作經歷，如何塑造了你今天的學術興趣？

奧迪爾·加法羅夫：我叫奧迪爾·加法羅夫（Odil Gafarov），出生在烏茲別克斯坦。我的學術之路始于塔什干的世界經濟與外交大學，這所學校隸屬于烏茲別克斯坦外交部，為我打下了扎實的外交與國際關系基礎。最初，我的關注點并不在中國。但隨著全球格局的變化，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亞逐漸成為中國高度重視的地區(qū)。與此同時，中亞地區(qū)的戰(zhàn)略重心從傳統(tǒng)的俄羅斯、北約和歐洲，逐步轉向中國。這促使我不斷閱讀、研究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并最終意識到，要真正理解中國外交，就必須“到源頭去”。于是我申請并被北京大學錄取。

在中國的經歷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在北京大學讀了兩年，后來又去了人民大學繼續(xù)深造。那段時間讓我真正愛上了這個國家——從文化、語言、美食到人與人的交往。同時，我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學術興趣也大大加深。學習之外，我還積極參與實踐。2017年11月，我加入了上合組織青年聯(lián)盟（SCOLAR Network），擔任項目經理和協(xié)調員，負責包括模擬上合等項目，這讓我更直觀地理解了這一多邊機制的運作。

離開中國后，我進入反恐領域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后赴美繼續(xù)深造。在美國期間，我仍以中國研究為核心，重點拓展了對中美關系和中國對外軍事政策的分析，研究案例涵蓋中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如今，我回到了最初的學術起點——世界經濟與外交大學下屬的國際問題高級研究所。這家研究機構隸屬總統(tǒng)行政體系，是國家戰(zhàn)略智庫之一，我們的職責是為國家元首提供重要的外交決策建議?？梢哉f，從烏茲別克斯坦到中國、再到美國，再回到本土，這一路的學術與實踐歷程，為我觀察地區(qū)與全球事務提供了多維的視角。

奧迪爾·加法羅夫Odil Gafarov

中亞的外交藝術與戰(zhàn)略

ESSRA：在西方以及部分中俄的相關討論中，存在一種觀點，即中亞國家常常被視為被動的角色，是中等大國博弈的“棋子”。你怎么看待這一定位？

奧迪爾·加法羅夫：這是一個關鍵問題，直指外界對我們地區(qū)的根本誤解，在我看來并不正確?，F(xiàn)實要復雜得多，我甚至認為中亞展現(xiàn)出相當高水平的戰(zhàn)略主動性。換句話說，中亞國家正在積極管理中俄關系，并利用這種互動來推進自身的主權利益。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回到歷史背景。上世紀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無疑是中亞的主導力量，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上。我們的經濟高度依賴莫斯科，俄軍在本地區(qū)保持著重要存在，例如駐扎在塔吉克斯坦的基地。但這種過度依賴并非新獨立國家所能接受的長期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主動尋求轉變的一方并不是中國，而是中亞國家。我們向中國釋放了明確信號：“我們在這里，我們愿意合作，以平衡俄羅斯的巨大影響。”中國出于自身戰(zhàn)略考量抓住了這一機會，雙方逐漸培育出一種更均衡的關系。

這種“平衡術”一直在動態(tài)進行。隨著中國影響力不斷增強，中亞國家有時會覺得“中國含量”太高同樣需要調整。于是，我們會重新拉近與俄羅斯的關系，這并不是回到依賴，而是一種再平衡。當我們發(fā)現(xiàn)俄羅斯的能力不足以獨占主導地位時，我們又主動拓展與歐洲、美國、印度等多方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媒體和智庫現(xiàn)在開始密切地報道中亞國家。由此可見，把我們描繪成軟弱或被動，是對中亞外交的誤讀。我們位于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這一特性也讓我們得以在大國之間周旋，這是其他地區(qū)難以復制的。

ESSRA：這個視角非常有趣，是否有一些經典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

奧迪爾·加法羅夫：當然可以。最近烏茲別克斯坦就有一個與中國在安全與發(fā)展領域合作的典型案例。中國支持我們內務部建設了一座非常先進的仿真訓練中心，這是未來警務人員的高科技訓練設施，對國家安全體系是重大貢獻。

與此同時，為了使合作伙伴多元化，烏茲別克斯坦也會主動與其他國家接觸，比如印度，出于某些地緣政治的考慮，印度也非常愿意提供支持，為我們出資建造了一座大型信息技術實驗室。

這樣一來，烏茲別克斯坦既獲得了一座現(xiàn)代化警務訓練設施，又得到了一個互補的信息技術實驗室。這絕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種有意識的戰(zhàn)略設計。

能源領域也是如此，我們正計劃推動核能發(fā)展。雖然俄羅斯在技術和出口經驗上非常豐富，我們同樣也會積極考察法國、中國、韓國等國家的核能方案。政府部門有專門的委員會研究這些技術和條款，他們會根據國家的需要，盡可能進行多樣化的選擇。

要想自如應對這些復雜的格局，就必須極其聰明和專業(yè)。這也是為什么中亞各國政府高度重視自身能力建設，積極引進頂尖人才，以確保能夠在這場復雜的地緣博弈中持續(xù)有效地發(fā)揮主動性。

2025年4月3日至4日在撒馬爾罕舉行首次中亞-歐盟峰會。中亞時報

 “從未間斷”的精英傳承

ESSRA：你剛才提到執(zhí)行這種外交戰(zhàn)略的官員與外交官的專業(yè)性，這就引出一個核心問題：精英階層本身。中亞國家是如何培養(yǎng)并留住這些精英人才？他們的治國基礎是什么？為什么像你這樣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會選擇回國而不是留在國外？

奧迪爾·加法羅夫：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中亞國家能夠有效治理，顯然不是獨立后幾十年的偶發(fā)現(xiàn)象。我們的精英群體具備穩(wěn)定性與延續(xù)性，主要受益于三大支柱：悠久的治國傳統(tǒng)、強烈的文化身份認同，以及獨特的教育遺產。

首先是歷史上強大的治國傳統(tǒng)。以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為例，這片土地上有超過三千年的連續(xù)治國歷史。和中國五千年的傳統(tǒng)類似，我們有一種深植于文化中的信念：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是維持秩序與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這不僅是理論，而是現(xiàn)實的地緣政治需求。要在周邊大國的夾縫中生存并保持獨立，就必須建立強大而精細的治理體系。在不同歷史階段，這種延續(xù)性也能夠一直保持。即便在19世紀被俄羅斯帝國征服，中亞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治和強大的地方治理結構。蘇聯(lián)時期，國家形式被改造，但在體制內成長起來的地方領導人，本身依然是有力的行政管理者。

正因如此，紀律與秩序的政治文化一直延續(xù)下來，成為現(xiàn)代治理的基礎。僅從人力資源來看，凡是強國家體制必然伴隨龐大的官僚體系（不管你是否喜歡），他們往往不隨著最高統(tǒng)治者的變化而變化。官僚精英群體也是中亞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支柱是文化與歸屬感。這更個人化，卻解釋了為什么許多像我一樣在海外受教育的人最終會選擇回國。我在美國待了幾年，完全有機會留下，但我還是回來了。我尊重西方，但那里有一些與我們文化身份格格不入的地方。比如，安全感。在許多西方大城市，夜晚外出并不總是安全；而在中亞，國家的存在確保了高度的公共安全。從更深層次來說，是一種文化歸屬感——在這里我真正屬于這個社會，而在別處永遠是“外來者”，這種差異很難被替代。

第三個支柱，也是最關鍵的，是獨特的教育基礎。我們在蘇聯(lián)遺產中受益良多。盡管那個體制有意識形態(tài)的局限，但它在科學與人文學科上建立了非常扎實而嚴格的學術傳統(tǒng)，而這一傳統(tǒng)本身深受歐洲教育體系影響。二戰(zhàn)期間，大量學術機構和科研設施從莫斯科遷往塔什干，這極大地推動了本地區(qū)的西式教育發(fā)展。

我的老師那一代人幾乎全部出自蘇聯(lián)最頂尖的大學。我自己的導師就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學習，并在哈佛執(zhí)教，把西方的視角帶入中亞。今天，這一教育體系進一步演進。我們這一代精英不僅在后蘇聯(lián)體系和西方接受過教育，也有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學習的經歷。這種經歷讓我們擁有多元而強大的知識儲備。通過對比東西方不同體系的優(yōu)劣，為本國挑選出最適合的治理經驗與做法。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政府治理能力正在不斷提升。國家正在積極吸納新一代全球化專業(yè)人才——無論他們在西方、中國、俄羅斯，還是其他地方受過教育。這些年輕人被任命在各部委以及總統(tǒng)行政體系的關鍵崗位，形成了堅實的智力基礎，為國家制定深思熟慮、行之有效的政策提供支持。

烏茲別克斯坦青年衛(wèi)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