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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孫迦陵】

11月21日，伊朗國家隊在世界杯上拒唱國歌，將多月示威的情境帶入了足球賽場，事件根源則要回到2個月前的一起悲劇。

卡塔爾世界杯期間 伊朗球迷現(xiàn)場舉牌聲援國內女性爭取自由。圖源：視覺中國

9月13日，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與家人至德黑蘭旅游時，因“配戴頭巾不當”而遭道德警察（又稱宗教警察）帶走拘留，并在拘留期間昏迷送醫(yī)，最后于16日被醫(yī)院宣告死亡。

據(jù)伊朗官方說法，阿米尼是因“心臟病發(fā)”陷入昏迷，但憤怒的民間輿情無法接受，一來據(jù)收治阿米尼的醫(yī)院透露，其在到院時已是腦死狀態(tài)；二來阿米尼家人指出，阿米尼的頭部與腿部皆有瘀傷，極可能是拘留時遭警察毒打所致。

幾日之后，“阿米尼死于警察暴力”之說開始發(fā)酵，其故鄉(xiāng)庫爾德斯坦省首先爆發(fā)街頭示威，此后包括德黑蘭、設拉子、伊斯法罕等大城接續(xù)淪陷，民眾訴求包括公布真相、起訴兇手、取消強制女性戴頭巾的法令、解散道德警察等；此后示威規(guī)模一再上升，群眾喊出了推翻神權政府的口號，包括享譽國際的伊朗女星阿里多斯蒂（Taraneh Alidoosti）等多位名人皆表態(tài)支持示威者，正如此次世界杯上拒唱國歌的伊朗代表隊般，使得神權政府臉上無光。

卡塔爾世界杯，伊朗隊首戰(zhàn)前拒唱國歌引發(fā)爭議。截圖來自鳳凰衛(wèi)視

而伊朗官方雖不惜重演2019年示威時的大動作，包括鎮(zhèn)壓民眾、中斷互聯(lián)網(wǎng)服務、大規(guī)模起訴示威者、指稱騷亂背后是美國與以色列煽動等，卻依舊難平街頭怒火。

截至今日，阿米尼之死衍生的示威已蔓延兩月有余，神權政府不得不考慮讓步以平民怨：12月2日伊朗總檢察官蒙塔澤里（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表示，將檢討強制女性戴頭巾的法律；12月4日伊朗媒體稱，蒙塔澤里在會議上表示“道德警察與司法無關，已被其創(chuàng)辦機構廢除”，被外界認為宣告解散道德警察部門；不過很快這一說法又被否認。

如此動作在同屬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輿論場引發(fā)回響。雖有部分網(wǎng)友認為伊朗正在發(fā)生“波斯之春”，背后推手是美國等境外勢力，但多數(shù)評論對神權政府的讓步拍手叫好，稱不該以法律強制規(guī)范婦女衣著，甚至有部分評論出于宗派對立情緒，期望“邪惡什葉政權”垮臺。

上述輿情交織，折射了此次伊朗示威的復雜性。就事件導火線而言，民眾對道德警察、頭巾規(guī)范的普遍厭惡，暴露出神權政府的民意基礎流失，尤其是在1979年后出生的一代群體中；就事件引發(fā)的政治效應而言，“顏色革命”的陰影揮之不去，短期內雖沒有促成政權垮臺的可能，卻也將迫使神權政府自我調整。

神權政府正在失去一代人

首先，“阿米尼之死”作為事件導火線，反映了1979年以降的伊朗民情流變。

1978年1月，伊朗爆發(fā)大規(guī)模反君主制示威，教士階層、左翼、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在“推翻政權”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迫使國王巴列維在1979年流亡開羅。然而同年2月，什葉派教士霍梅尼自巴黎歸國，革命成果迅速被伊斯蘭勢力襲奪，霍梅尼雖堅稱“只作為導師提供建議”、“不會在新政府中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卻憑借自身宗教威望與民間支持，開始將左翼與其余反對勢力逼出政壇，確立了伊朗走向“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方向。

隨之而來的，便是其對伊朗社會的大規(guī)模文化改造，婦女服飾規(guī)范自是重點之一。1979年革命后，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務員須在工作場所佩戴頭巾，又于1981年頒布新法，規(guī)定婦女須在所有公共場所佩戴頭巾，并在1983年推出此一法規(guī)的“伊斯蘭式懲罰”：未戴頭巾的婦女將被判處鞭刑74下。

然而神權政府內部并非沒有反對聲音，例如霍梅尼曾經(jīng)的接班人蒙塔澤里，便在獲得接班資格后建議調整政府路線，包括放寬對女性的相關限制、解除黨禁、停止處決政治犯等，然其主張徹底激怒了霍梅尼，后者為此解除其接班資格，甚至修憲以扶持資格不符、但忠于伊斯蘭革命理念的哈梅內伊。只是哈梅內伊在1989年接任最高領袖后，依舊面臨伊斯蘭革命行向何方的問題。

從政治現(xiàn)實來說，由于哈梅內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與政治資歷，導致其身為最高領袖的實質權力在接班之初大幅萎縮，立場相對溫和務實的拉夫桑賈尼遂在當選總統(tǒng)后調整霍梅尼留下的宗教路線，取消了電臺與電視僅能播放軍事與宗教音樂的禁令，更于日后培植同為溫和派的魯哈尼，后者于2013年起擔任伊朗總統(tǒng)長達8年，并在任內與美國簽署伊朗核協(xié)議，短暫緩和了美伊對峙。

不過魯哈尼上任時，哈梅內伊已褪去接班之初的青澀，并在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IRGC）擁護下，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領袖，故魯哈尼雖可在部分政治議題上實踐想法，面對宗教事務卻不得不向哈梅內伊低頭。

以婦女服飾議題為例，伊朗在2005年成立道德警察，廣泛取締“配戴頭巾不合規(guī)”的婦女。魯哈尼曾對此事表示批評，但沒有辦法廢除其存在。

在上述路線之爭外，伊朗的民意也開始發(fā)生變化，這背后既有難止的世俗化趨勢，更受階級與經(jīng)濟因素驅動。

首先是世俗化力道。以頭巾為例，拉夫桑賈尼掌權后，伊朗婦女的頭巾規(guī)范便逐步放松：雖仍須佩戴頭巾，卻可被默許露出發(fā)絲，也未必要穿著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

2005年道德警察成立后，婦女開始暴露在被取締的風險中，卻沒有發(fā)生黑色斗篷大幅回潮的現(xiàn)象，以2014年的伊朗內政部數(shù)據(jù)為例，該年仍有22萬名婦女被取締、簽署承諾戴好頭巾的聲明，有19,000人收到了“遮好頭發(fā)的警告”，有9,000人被拘留，暴力取締更是偶有發(fā)生。如此可觀數(shù)據(jù)，揭示“服儀違法”已是伊朗女性的某種生活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