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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自美國撤軍阿富汗起，“東伊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ETIM）三字便屢屢躍上媒體版面。

10月6日，聯(lián)合國大會法律委員會就“消除國際恐怖主義的措施”議題舉行辯論，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副代表耿爽敦促有關國家糾正在“東伊運”問題上的錯誤做法，恢復對“東伊運”恐怖組織的認定。

10月9日，阿富汗昆都士（Kunduz）一座什葉派清真寺遭自殺炸彈攻擊，造成數十人喪命?！耙了固m國呼羅珊分支”雖坦承犯案，卻也在聲明中表示，兇手乃“維吾爾穆斯林”，是“塔利班曾誓言逐出阿富汗的分子”。

“東伊運”成員或將在阿富汗持續(xù)潛伏，這也預示了，其或將優(yōu)先服務于“基地”與“伊斯蘭國”的政治議程，“解放新疆”的要求將再度被稀釋。

一直以來，中國不斷對阿富汗塔利班提出打擊“東伊運”恐怖組織的政治要求。

7月2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天津會見塔利班要員巴拉達爾，彼時美國已開始撤軍進程，塔利班也奪下了阿富汗70余地區(qū)，變天之勢山雨欲來，“執(zhí)政預演”的意味不言而喻。

王毅會見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圖片來源：外交部

會中王毅除傳遞“中國堅持不干涉阿國內政”等訊息外，也提出了明確的政治要求，即希望塔利班與“東伊運”等恐怖組織“徹底劃清界限”，同時施以堅決有效打擊，好為地區(qū)安全穩(wěn)定及發(fā)展合作掃除障礙。

8月18日，塔利班入主喀布爾后4天，王毅應約與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巴基斯坦外長庫雷希（Shah Mehmood Qureshi）通電話，除達成“期盼塔利班組建開放包容、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等共識外，也再次呼吁塔利班，要以明確態(tài)度同一切恐怖勢力徹底切割，并采取措施打擊包括“東伊運”在內的國際恐怖組織。

9月8日，塔利班發(fā)言人沙欣（Sohail Shaheen）接受媒體采訪時，被問及會否將“東伊運”成員引渡給中國時，沙欣并未明確響應，但強調多數“東伊運”成員已離開阿富汗，原因是塔利班此前已對其有所“警告”。

沙欣進一步補充，尚未離開的“東伊運”剩余成員，未來也無法留在阿富汗的任何地方，塔利班將不允許“東伊運”在阿富汗有任何訓練場、資金募集機構和士兵招募場所。

而針對沙欣的表態(tài)，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趙立堅也在9月10日予以回復，再次強調希望塔利班言出必行，同“東伊運”等恐怖組織徹底切割，并在境內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堅決打擊。

由上述外交表態(tài)可見，杜絕恐怖勢力威脅，乃中國經緯阿富汗議題的首要考慮，塔利班自是明了此點，這才有了相應承諾與聲明。

平心而論，國際局勢風云變幻，“東伊運”雖惡名在外多年，卻早在中國提出政治要求前，便與塔利班疏遠許久。有鑒于阿富汗如今仍是另兩股國際恐怖勢力的盤據地，新疆的反恐任務依舊不能有一刻松懈。

阿富汗與“東伊運”緣起

回顧“東伊運”的起源與興衰，既有中國本土內生因素，也與阿富汗變局息息相關。

1940年至1950年間，中國內部秩序劇烈變動，“突厥斯坦伊斯蘭黨”于新疆成立，領導人多為伊斯蘭教法學者，欲在宗教與民族兩大維度上，動員群眾反抗“殖民統(tǒng)治”。如此力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依舊存在，但也終究在幾波政治運動后隱遁民間。

自1980年代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便趁市場化的裂隙，在新疆悄然生根，其中既有1940年以降的“宗教與民族”一體的“反殖”脈絡，也受美國在阿富汗培植反蘇圣戰(zhàn)勢力的國際脈絡牽動。

極端伊斯蘭結合不對稱軍事游擊的作戰(zhàn)模式，逐漸由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圣戰(zhàn)培訓營外擴，滲入了周遭的中東、中亞，與阿富汗相鄰的新疆自也不能幸免。

在此脈絡下，賽伊汀·玉素甫（Zeydin Yusup）擷取了民族沖突的憤怒能量、阿富汗圣戰(zhàn)的動員網絡，并承襲1940年“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基礎，于1989年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ETIP）。

而與前者不同，ETIP自成立之初便是高度軍事化的恐怖組織，成員多為曾赴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受訓的戰(zhàn)士，1997年，艾山·買合蘇木改組了ETIP的組織結構，“東伊運”于焉誕生。

“東伊運”為何與塔利班疏遠

然而，后續(xù)兩場地緣變局導致了“東伊運”的分崩離析。首先，是美國于2001年對阿富汗發(fā)動反恐戰(zhàn)爭，在一定程度上重挫了“東伊運”的大本營。

長年以來，“東伊運”雖多在新疆活動，但其訓練營地主要分布于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境內。在當年相對松散的邊境管制下，大批受訓者與“圣戰(zhàn)士”喬裝為商人、學生與移工，往返在新疆、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上，且其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東伊運”成員，也與“基地”（Al-Qaeda）等中東、中亞恐怖組織有所合作。當年的阿富汗與其說是國家，其實更像恐怖組織的加盟與交流中心。

故美國于2001年推翻塔利班時，會在與后者結盟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營地內，逮到多名中國籍東伊運分子；巴基斯坦雖暗中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卻也在美國要求下，被迫加入反恐行動，打擊境內與巴基斯坦塔利班合作的“東伊運”成員，艾山·買合蘇木遂于2003年遭巴軍擊斃，一同喪命的還有多位“基地”組織成員。2002年，美國與聯(lián)合國皆將“東伊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同樣是出自反恐戰(zhàn)爭的脈絡考慮。

由此回溯“東伊運”在中國的過往犯行，塔利班的庇護可謂關鍵。畢竟“東伊運”活動頻率最高時期，便是1990年至2001年間，在新疆犯下了數百起爆炸與暗殺事件。

但因當年互聯(lián)網尚未崛起，媒體也未對此大加報道，民眾亦對恐襲概念相對陌生，加上事發(fā)地點未擴散至新疆外，其犯行造成的集體恐慌未如今日般巨大。

而當今人們更有印象的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的未遂襲擊事件、2013年北京金水橋恐怖襲擊事件、2014年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等，反而是“東伊運”遭重挫后的行動。

昆明火車站發(fā)生恐怖襲擊，上百人傷亡。圖片來源：東方IC

此時其已相當羸弱，往往要仰仗“伊斯蘭國”等國際恐怖組織，協(xié)助提供訓練與軍火，方能成事；甚至有些行動也不排除“冒領”可能，即恐襲執(zhí)行者可能是潛伏在新疆內部的其他圣戰(zhàn)勢力與社團，抑或為自發(fā)孤狼式恐襲，但“東伊運”為爭搶招募“圣戰(zhàn)士”的國際話語權，強硬認領。

而重創(chuàng)“東伊運”的第二場地緣劇變，則是受2010年阿拉伯之春催發(fā)的敘利亞內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