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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波】

今天是11月9日，是被毛澤東主席稱之為“偉大的反法西斯戰(zhàn)士”——戴高樂將軍逝世50年周年紀念日。

戴高樂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其一生波瀾壯闊，是與丘吉爾、羅斯福齊名的20世紀世界偉人，其非凡的領導力，特別是其深邃的外交思想使法國不僅洗刷了納粹德國占領的戰(zhàn)敗國恥辱，而且成為二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和安理會五常。在其領導下，法國一度在上世紀60-70年代還成為有別于美蘇兩霸的世界第三種力量，其“四兩撥千斤”的外交謀略至今仍在國際外交界讓人稱道。

戴高樂將軍

上周二11月3日，美國第46任總統(tǒng)大選進入最后沖刺階段，這場由特朗普、拜登兩位七旬老人擔綱的選戰(zhàn)，其參與投票人數(shù)之眾、過程之跌宕起伏、美國社會為此之撕裂均為美國史上罕見。目前，拜登明顯票數(shù)領先，但特朗普依然拒絕認輸，可能會使這兩位古稀老人的廝殺最終需要美國司法裁決，方可決定誰最終“合法”入主白宮。

但不管怎么說，這次美國大選無疑是冷戰(zhàn)后國際關系史上的又一新舊時代分野。世界上不管有沒有特朗普總統(tǒng)，“特朗普主義”已經成為“后美國大選”，抑或我們今后相當一段時間的時代標識。

面對混亂的美國大選，世界各國決策者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應對因這場大選而進一步加劇的美國社會分裂，以及由于這種分裂所導致的美國未來國家方向的重大變化和由此推波助瀾下的“后疫情新國際秩序”？

為此，我們今天紀念戴高樂逝世50周年，重溫其獨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對正確認識和應對時局頗有裨益。

一、我們如何認清時代？

在特朗普總統(tǒng)過去的四年里，中美從最初的積極互動到最后的激烈沖撞，宛如過山車，全面交惡已成為新常態(tài)。此外，一場始料不及的新冠肺炎又使全世界遭到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其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生命損失影響也已在客觀上形成了新時代的分水嶺。面對這兩大國際新挑戰(zhàn)，如何認清形勢并看到未來，這攸關決策的合理性也關系到我國和平發(fā)展的大局。

戴高樂一生經歷了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兩場世界大戰(zhàn)。處在那樣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贏得法蘭西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是其一生奮斗目標，但如何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找到法蘭西民族的位置并實現(xiàn)獨立與自由，這不僅需要智慧和勇氣，更需要超越時代的遠見。

1940年6月17日，面臨納粹德國鐵蹄，貝當選擇投降，戴高樂則在當日上午只身飛抵倫敦，并于次日在英國BBC發(fā)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國人民書”。戴高樂告誡法國人民，法國輸?shù)舻氖且粓鰬?zhàn)役，沒有輸?shù)暨@場戰(zhàn)爭，法國只要重新建立一支現(xiàn)代化的裝甲部隊，就會反敗為勝。

法國迅速投降成為了日常吐槽對象，圖為用德軍圖片惡搞的“1940年環(huán)法自行車賽”

在戴高樂高舉抗德大旗后僅12天，他對來訪的法國記者舒曼說法國贏定了。戴高樂說，這是一場世界大戰(zhàn)，德國占領歐洲大陸和對英國的攻擊及對蘇聯(lián)不可回避的軍事沖突，將使美國卷入這場戰(zhàn)爭，從而使法德的軍事沖突轉變成納粹德國為一方，世界民主和平力量為另一方的世界性軍事沖突，而在這樣的世界大戰(zhàn)中，法國只要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必將取得最終勝利。

當戴高樂向舒曼描述這樣的戰(zhàn)爭前景時，舒曼所能夠想到的僅是：明天的“自由法國”是否還能在倫敦存在下去？是否還有法國青年不斷地來到倫敦投奔這個名不經傳，且又手頭非常拮據，無一兵一卒，只能通過BBC廣播抗戰(zhàn)，同時又被法國“合法政府”以叛國罪宣判死刑的前國防部副國務秘書？

在舒曼的眼中，他所能看到的是斯大林大元帥在與希特勒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后，對殘酷的歐洲戰(zhàn)爭做壁上觀，而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則忙于連任競選，其競選的口號就是將竭盡全力防止美國被拖入混亂和殘酷的歐洲戰(zhàn)爭。因此，不要說在美國，就是在歐洲也很少會有人想像出美國人民會派遣他們的兒女不遠萬里與歐洲人并肩作戰(zhàn)！

然而，短短的四年后，一切都按照戴高樂的預言發(fā)展，就如同一部電影，戴高樂重新回到法國，法國也因為戴高樂堅強的抵抗運動而成為二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和安理會五常，成為一個與美、蘇、英、中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為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戴高樂的遠見拯救了法蘭西民族的命運。

同理，戴高樂這種高屋建瓴的遠見能力對我們透過錯綜復雜的形勢，看到中國在“后疫情”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及利益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二、國家利益至上

戴高樂一生致力于“法蘭西的偉大”和實踐法蘭西對世界的“一種看法”（Une certaine idée de France）。在戴高樂的所有外交實踐中，一切都圍繞著法國最高的國家利益，從而使其能夠超越聯(lián)盟、意識形態(tài)，甚至個人友誼。

1、關于美法關系

當年戴高樂只身飛抵倫敦，他渴望其正義事業(yè)能得到美國的支持，但羅斯福更愿意與維希政府保持曖昧關系以最大程度減少美軍對德作戰(zhàn)時的傷亡。讓戴高樂怒不可遏的是，羅斯福不僅向戴高樂隱匿盟軍登陸時間，而且不讓戴高樂領導的“戰(zhàn)斗法國”參與。

最讓戴高樂義憤填膺的是，羅斯福居然想把法國東部的阿爾薩斯、洛林和香檳三個地區(qū)從法國分割出去，與比利時法語區(qū)建立一個所謂的“瓦隆國”作為德法之間的緩沖國。

不僅如此，根據羅斯福的設想，美國還要將法國作為戰(zhàn)敗國，像德國、意大利一樣置于美國一位將軍的軍事管轄下，并為此還偷偷摸摸印制了占領區(qū)的貨幣。戴高樂為此予以堅持的斗爭，甚至不惜命令法國抵抗運動對美軍登陸采取“不配合態(tài)度”。

此外，就解放巴黎、保衛(wèi)斯特拉斯堡、占領德國等問題上，戴高樂與羅斯福針鋒相對，多次進入嚴峻的零和博弈，是戴高樂斬釘截鐵的態(tài)度最終使羅斯福作出讓步。

1958年創(chuàng)建第五共和國后，戴高樂與美國在外交上的沖撞更加激烈，從發(fā)展法國獨立的核打擊力量到公開批評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拒絕美國在法國儲存核彈頭和建立中程導彈基地，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把美軍和北約總部趕出法國等……戴高樂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zhàn)美國霸權，凸顯了法國獨立自主外交。

其中，戴高樂在西方國家?guī)ь^挑戰(zhàn)美元金融霸權，率先把存儲在美聯(lián)儲的法國黃金按35美元一盎司黃金的價格如數(shù)贖出并運回法國，更堪稱為經典案例。

戴高樂從政治、經濟、軍事、金融各個領域不懼美國霸權，并向其連續(xù)叫板，反映出戴高樂獨立自主外交的強大活力。

羅斯福與戴高樂，圖片來源：www.monde-diplomatique.fr

2、關于法英關系

戴高樂1940年6月17日只身飛抵倫敦，是丘吉爾收留了他，并為他打開英國BBC大門，讓戴高樂發(fā)表了著名的“6月18日告法國人民書”。在戴高樂整個抵抗運動期間，是丘吉爾給予了戴高樂各種物資和政治支持。在戰(zhàn)后國際安排中，也是丘吉爾幫助法國參與對德國占領，出席在德國和日本的德、日軍隊向盟國投降的受降儀式和成為聯(lián)合國五常等。

然而，丘吉爾上述幫助和友誼并不能阻止戴高樂在涉及法國利益時與丘吉爾堅決斗爭，如在二戰(zhàn)期間，戴高樂對英國染指法國的海外殖民地予以毫不留情的斗爭，對于法美問題上丘吉爾唯羅斯福馬首是瞻也義憤填膺。

戰(zhàn)后英國渴望加入歐共體，是戴高樂在1961年和1967年兩次用否決權把英國擋在門外。在戴高樂看來，英國就是美國安插在歐共體內的“特洛伊木馬”，法國必須予以迎頭痛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