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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奈瑞·伍茲】

美國的撤退

在極短的時間內，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便顛覆二戰(zhàn)結束以來支撐國際秩序的諸多基本原則。特朗普迅速重新定義了美國在北約中的角色，不僅質疑美國對歐洲和日本的防務承諾，甚至對與“五眼聯盟”伙伴（FVEY，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的情報共享也提出了疑問。

在聯合國，美國站在俄羅斯以及其他昔日對手（如白俄羅斯和朝鮮）一邊，反而與幾乎所有傳統(tǒng)民主盟友背道而馳。面對局勢突變，歐洲官員們手忙腳亂地應對，開始思考是否需要發(fā)展自己的核威懾力量，以及華盛頓是否還會繼續(xù)在歐洲駐軍。

然而，與這些安全考量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拒絕了其曾深度參與塑造的那些條約、國際組織和經濟制度。在第二個任期的第一天，特朗普就簽署了行政命令退出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wèi)生組織，并暫停為期90天的所有美國對外援助。緊接著在2月初，他又下令對美國參與的所有國際組織，以及“美國作為締約方所簽署的所有公約和條約”進行為期180天的全面審查。

而更激進的舉措可能接踵而至：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為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2025計劃》已預見了許多此類特朗普政策走向，而該計劃呼吁美國退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這兩者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發(fā)展與經濟穩(wěn)定的基石，且美國也始終在其中發(fā)揮著主導作用。

《2025計劃》是一項由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tǒng)基金會于2023年4月發(fā)布的政治倡議，旨在重塑美國聯邦政府，鞏固行政權力，以支持右翼政策。該計劃曾預計特朗普會贏得2024年總統(tǒng)大選，其大部分作者都曾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或2024年競選活動中任職

所有的這些變化似乎都在傳遞一個信號：戰(zhàn)后秩序正在走向崩潰。通過放棄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權，特朗普政府似乎在宣告美國主導地位和“仁慈霸權”的終結。正如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等人所指出的，一旦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退出舞臺，世界將重回叢林法則的混亂狀態(tài)。

當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可能會以赤裸裸的強制力量（raw power）破壞全球穩(wěn)定，使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國劃分出自己的勢力范圍。在這樣的世界中，戰(zhàn)爭或許將更加頻繁爆發(fā)，而曾與美國關系親密的盟友——無論是在歐洲或亞洲——都可能淪為被脅迫的對象。然而，這種秩序的崩潰并非必然發(fā)生。盡管舊秩序或許正在消亡，但是否會演變?yōu)榛靵y與沖突，仍取決于那些至今為止一直在維護支撐這一體系的眾多國家。

即使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國家間仍可通過多種方式保持有效的合作，甚至可以對華盛頓的單邊行動形成一定的制衡。但要實現這一點，戰(zhàn)后秩序的核心成員——包括歐洲國家、日本以及亞洲和其他地區(qū)的伙伴——必須提前聯合起來，加強彼此間的合作。他們不能只是作壁上觀，否則部分國家可能會脫離原有陣營。

特朗普政府正迅速推進對美國國家利益定義的重設，并繞過長期建立的多邊安排以實現其目標。其他國家必須以同樣的速度行動，保護并強化這些制度性結構，因為他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可或缺。

“供需關系”

在國際關系的經典理論中，維持國際秩序通常需要一個強大的霸權國家，依靠其壓倒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來維護規(guī)范國家間互動所依循的規(guī)則和機構。這一理論被稱為“霸權穩(wěn)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常被用來解釋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歐洲秩序崩潰的原因：當時沒有國家既愿意又能夠承擔合作成本——英國有意卻無力，而美國有力卻無意。

相比之下，二戰(zhàn)后出于對全球“共產主義威脅”的應對，美國同時具備了維護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成功主導并維持了國際秩序。從這個視角來看，若美國退出其幫助創(chuàng)建的國際條約與組織，國際秩序也將隨之瓦解。

歐洲擁有巨大的技術、經濟和軍事潛力，而未來的世界秩序則取決于歐洲人能否讓它們實現。圖為4月1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拍攝的歐洲議會現場

然而，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20世紀80年代指出的，霸權穩(wěn)定理論僅關注“供給側”——也就是一個強國是否愿意提供國際合作所需的條件。但“需求側”同樣重要。許多國家，包括絕大多數缺乏主導力量的國家，出于維護本國利益的考慮，仍然支持各種形式的多邊合作。

這種需求的存在是因為在充滿競爭、不確定性和沖突的世界中，大多數國家認識到，依靠一次次的臨時“雙邊交易”難以長久奏效。此類“交易”往往會偏袒強國，從而導致強制性行為，例如特朗普對加拿大、墨西哥等弱國施加的脅迫性行為。因此，即使在沒有霸權國家的情況下，各國仍可能尋求集體性制度，來整合力量、抵御不穩(wěn)定，并捕捉在有限的合作基礎上產生的互利共贏成果。這一洞見為沒有美國參與的秩序提供了新可能性。

事實上，非霸權式的多邊合作在歐洲有著悠久歷史。1814年至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就是一次旨在重建基礎性國際秩序的多邊努力。其結果便是“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形成，這一機制后來包括奧地利、法國、普魯士、俄羅斯與英國等主要國家。

盡管當時英國擁有強大的海軍和經濟實力，但并未在歐洲大陸擁有霸權地位。相反，正是通過外交合作與力量平衡的結合，這一秩序維系了數十年，直到克里米亞戰(zhàn)爭以及德意志統(tǒng)一的進程打破了原有格局。更早的例子還包括13世紀由北歐城市建立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該聯盟旨在保護和促進其貿易利益，成效顯著，并延續(xù)了數百年之久。

自二戰(zhàn)以來，盡管美國在整體國際秩序中扮演著霸權角色，但也存在多個由“需求驅動”形成的多邊合作典范，而這些合作并不包括美國的參與。以歐盟為例。盡管美國一直對其可能導致的保護主義傾向心存顧慮，歐洲國家仍成功將各自經濟整合為一個強大的一體化經濟體。

因此，歐洲如今擁有一系列穩(wěn)固而持久的制度安排，包括如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投資銀行這樣的集體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如今在國際事務中具有重大影響力。隨著歐洲國家加大公共投資，以應對美國外交和貿易政策劇烈變動背景下全球性危機的疊加沖擊，歐元有望成為美元之外的另一種有吸引力的全球儲備貨幣。

另一個非霸權主導的國家間合作典范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該組織包括非洲和中東的主要石油生產國以及委內瑞拉。自1960年成立以來，OPEC雖然經歷了成員國退出、內部價格戰(zhàn)以及頻繁違反配額限制等問題，但仍成功賦予了一群缺乏強大軍隊和多元化經濟的資源型國家在全球事務中取得影響并獲取全球資本市場話語權的能力。自2022年俄烏沖突以來，該組織成功協調了其成員國與另外10個組成“OPEC+”的國家之間的產量配額，以穩(wěn)定并維持高油價，為其成員國帶來了超過萬億美元的總收入。

一種更松散、但同樣基于需求驅動的多邊機制是“金磚國家+”（BRICS+）。該組織由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于2009年成立（當時稱為“金磚四國”），現已擴員至十個成員國。盡管一些人將其視為對抗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無效嘗試，但該集團仍因共同利益而維系，即降低風險。

例如，許多金磚成員國擔心對美元和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機構的依賴使他們容易受到脅迫和制裁。因此，他們著手創(chuàng)建自身的制度性工具以增強韌性，其中包括新開發(fā)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截至2022年底，該銀行已批準超過328億美元的貸款，覆蓋96個項目，服務于BRICS+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

2024年10月22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在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首府喀山開幕，這是金磚國家擴員后的首次峰會

這些案例均表明，只要國家有共同利益或面對相似風險，他們就可以在沒有霸權國家的情況下自行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機制。即便特朗普政府決定退出國際機構、背棄美國承諾并忽視既定外交規(guī)范，也不意味著其他國家無法建立并維持談判與合作的制度框架。事實上，全球正面臨著從美國主導的制度、條約與聯盟體系，過渡到由其他國家主導的新型合作架構的多種可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