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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社交媒體興起后，特別是知乎、早期的觀察者網等平臺，則是打破這種文化權力格局的典型。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是一些知識精英的權威被徹底挑戰(zhàn)，公共輿論中有了更多理性、多元、實事求是的爭論，有了更多因熟悉事件本身而出現(xiàn)的就事論事和及時反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科背景的知識人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由于恰逢中國經濟和工業(yè)化進程上升時期，對于何為社會進步，何為國家強盛以及什么是良好的政治制度等議題，與人文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的傳統(tǒng)媒體相比，這些網絡平臺上的“工業(yè)黨”群體[3]對中國道路的優(yōu)勢往往會給出完全不同的解釋和答案。

對于舊的文化權力格局沖擊最大的因素，還是由于互聯(lián)網高速發(fā)展所引發(fā)的技術與人口的重大變化，以及作為其結果的文化更迭。截至目前，我國網民的規(guī)模已超過8億，這個數(shù)字意味著互聯(lián)網使用門檻基本消失，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網絡世界活躍的人群加入到了互聯(lián)網線上線下的公共服務中。因此，批評互聯(lián)網文化呈現(xiàn)低俗趨勢時，不能忘記了早期的互聯(lián)網參與或多或少仍是“城市中產”的特權，一個原來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吸納到了這個世界中。這個沉默的大多數(shù)借助技術的紅利——特別是互聯(lián)網基礎設施建設——最終還將自己的審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臺，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了技術和資本市場，以及文化市場。

長期從事相關研究的孫佳山對此表示：“我們在新一輪的媒介迭代周期下所面臨的深層次文化挑戰(zhàn)是高度復雜的，注定大大超過了我們所有的既往預期?！盵4]他用“4+2”的結構來描述這個新的人口規(guī)模的實際情況，即“低年齡、低學歷、低收入、低地位”以及“農村網民”和“網吧上網”，與過去一般對90后、00后的描述不盡相同，互聯(lián)網領域實際出現(xiàn)的文化更迭對于都市中產階級文化趣味的壟斷和領導權地位沖擊巨大，在較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這種文化趣味與政治的關系相處并不十分融洽。

2009年和2019年網民學歷結構的對比，上面為2009年，下面為2019年

如果僅僅從社會精英的視角來看，網紅、直播、流量明星等現(xiàn)象固然是亂象，但是如果從數(shù)據來看，真實的問題在于如何應對浮現(xiàn)至表層的更自覺和多元的文化趣味，以及相應地如何尋求更好的文化治理邏輯和手段。

這一歷史時刻與1940年代的“延安文藝”似乎有某種形式上的相似性。從人口的層面上講，延安也“必須面對的是絕大多數(shù)近乎文盲的農民和與此狀況相關的農村口傳文化背景?！睆募夹g轉變的層面上講，延安既不能依賴印刷文化，又缺乏攝影和電影的媒介技術，從而“導致了‘延安木刻’的興盛以及戲曲、曲藝和年畫等傳統(tǒng)視/聽藝術的復興”；從文化政治層面而言，為了動員最廣大的人群中，就必須“重新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文學’也即‘人民的文學’。……重新提出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重新界定了‘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盵5]

對于延安文藝而言，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新的文化要打敗中國的封建文化和買辦文化，因而就需時刻警醒，文化權力到底掌握在誰的手上。同樣，對于互聯(lián)網時代的中國文化治理而言，這種形式上的相似性歸根結底也是要解決文化領導權究竟被誰充分掌握，文化權力的格局到底怎樣分布，以及對新的文化現(xiàn)象的政治潛能如何充分理解。

新技術條件下，舊的文化權力格局遭到了挑戰(zhàn)和沖擊，但在政治上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對于國家權力的建設而言，如何選擇不同的應對路徑？是以高昂的成本勉力維持舊有的文化權力空間格局，還是緊跟基礎設施的快速變化主動參與新的權力空間布局；如果參與，是以一種官僚制的“令行禁止”的邏輯去參與，還是以別的方式滲透？要深究這一問題，追求更優(yōu)的文化治理能力，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復雜性來自于新技術，而難題性則貫穿著對整個新中國文化治理行為的歷史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