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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巨響，臺灣的“雄風3”導彈在7月1號突然名揚天下，大有超過魚叉、飛魚甚至東風21D，成為世界最著名的反艦導彈型號之勢。雖然不是好名，但在今天的臺灣并不要緊，知名度夠高，就足以稱為臺灣之光了。

跟這起事件有直接關系的林伯澤、許博為、陳銘修、高嘉駿四人也出了名，他們在靈堂門口跪下，一路膝行到靈位前，四十分鐘沒有站起來的景象，讓所有經歷過正式軍訓的大陸觀眾目瞪口呆——作為軍事文化的一部分，現代軍人沒有下跪之禮，更不受膝行之辱。沒錯，軍人違法犯罪當然要受懲罰，但懲罰也要按照基本法，到槍斃為止。四人遭到的這種懲罰，與黑社會開香堂無異，其羞辱程度可比槍斃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軍人犯罪，該上軍事法庭審判，該關的關，該斃的斃，如這般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所有軍人尊嚴的嚴重踐踏

不過臺軍的事情，槽點遠遠不止于此。讀者可能會問，這四人涉及發(fā)射導彈致人死命的大案，不是已經被“偵辦”了么，怎么沒進禁閉室也沒去拘留所，還能出現在靈堂里？原來臺軍的軍事司法制度是獨步天下的，自2013年發(fā)生陸軍士官洪仲丘在禁閉室被虐致死案之后，臺軍就廢除了軍事法庭制度，軍事檢察官制度。自那以后，臺灣軍人犯了軍法，要由地方的檢察官起訴，由地方的法院審判并執(zhí)行。7月1號出事以后，臺灣海軍按照自己的紀律給這四名軍人做出處分，但軍方自己能對軍人做出的最大處分，無非是記兩次大過，更重的處分都要由高雄的地方法院做出。而對四人的調查審問和調查期間的管理，都是高雄地檢署的責任。高雄地檢署則按照他們處理過失致死案的標準作業(yè)程序，在初步問話后就將四人“交保請回”，隨叫隨到。隨后，四人便繳納了一筆保釋金，回到了原來的居住地——就是金江號軍艦，照常上班，聽候審理。（對軍人收取保釋金，也是臺灣的發(fā)明。）至于軍方為什么沒有把他們關進禁閉室，也很簡單，禁閉制度在洪仲丘案后也廢除了。

在這種敏感時刻，四人能離艦去靈堂表演膝行，毫無疑問是應對地方檢察官和法庭的聰明做法，（臺灣的刑事審判最重視有無悔意，不管什么案只要被告當眾一跪就不能判無悔意，跪四十分鐘顯然太有悔意了），也必然是軍方高層批準的（軍方畢竟還有權力取消四人休假）。臺軍高層做此舉動，有助于減輕民怨——臺灣“民眾”最喜歡看的就是這種“戰(zhàn)勝公權力”的戲碼，也有助于四人獲輕判，似乎無可厚非。

但俗話說的好，人在做，天在看。軍隊的天，就是軍人自己。在看到上級為一條狗而重責官兵，自己的同事在未定罪的情況下受到膝行之辱后（馬英九時代的破事就不再提了），臺軍的士氣再次一落萬丈。據說，同在高雄的臺海軍軍官學校，已有三十多名學員心灰意冷，提出退訓，不再干這一行了。出于類似考慮而提前退役的軍官，據說也是比比皆是。未來如果有兩岸之戰(zhàn)，臺軍只能依靠那些不那么強調榮譽感的職業(yè)軍人。然而想到臺灣的軍人要駕駛飛機從無數東風導彈犁過的機場起飛，駕駛艦艇向反艦能力空前強大的艦隊沖去，駕駛坦克面對滿天的末敏彈，而且陣亡或受傷后極可能因臺灣當局被消滅而沒有任何撫恤金——有的事情，就很明白了。

看到這一幕，真理解了“傳統(tǒng)文化在臺灣”，只不過肯定不是精華部分

還有一件必須強調的事情。不管高雄地檢署規(guī)定是什么，讓犯了大事的四名軍人免于拘留，畢竟是一種極其不利于查出事件真相的做法。大陸押回了臺灣詐騙犯，為了防止串供，都是有多少人就分到多少房間，互相絕對禁止見面。而現在四人仍然出則同車入則同艦，串供簡直是無比方便，真到上法庭那天估計連對方小學班主任叫什么都知道了。如果此事背后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相——就像兩岸大部分網友擔心的那樣——難以指望高雄地檢署查出來。掌握人犯的機構尚且如此，別的機構無權提審人犯，也無權讓四名當事人自證有罪，更不可能交出一個“負責任的答復”，打消曾受到威脅的大陸方面的合理懷疑。那枚曾經在海峽上空呼嘯而過的雄風3導彈，將永遠不能給臺灣帶來安全。

再說一下所謂“安全規(guī)則”問題。在這里，筆者不想再去跟著臺灣媒體重復，說什么多少道保險措施，為什么都失效什么的。事實上，嚴格的軍紀、強烈的責任心才是最基本的“保險”。記得不久前臺灣媒體還曾抱怨M60A3坦克接二連三壓死臺軍士兵，是因為坦克“沒有倒車雷達”……在筆者看來，即使臺軍給自己手里的武器裝備設計再多的“防呆設計”如果這個最基本的“保險”不行，一樣沒用。

在民粹主義橫行的臺灣，臺軍如何自處？可以說臺灣已經失去了軍事動員能力，以后也只能靠“職業(yè)軍人”來保衛(wèi)“臺獨”了

從這次誤射來看，臺軍的最近各種操演規(guī)范雖依然很不嚴格，但頻率頗高——最近“盡在掌握”的臺軍大概聽到了一些風聲，有些緊張。然而在“保險”不安全的前提下，這種勤快當然只能帶來一起又一起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