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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自信還源于他可以居高臨下觀察朝中政治斗爭，并利用不同勢力間的矛盾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開元后期，張九齡與李林甫在任用牛仙客為相的問題上產生矛盾，唐玄宗借機罷黜張九齡，并扶植牛仙客上位。后來，為了打破李林甫對中樞權力的壟斷，唐玄宗破格提拔楊國忠，翦除李林甫的爪牙王鉷并逼死李林甫。

天寶十二載（753年），為了對如日中天的安祿山做最起碼的制衡，唐玄宗封哥舒翰為西平郡王。面對楊國忠和安祿山這兩位寵臣的爭權奪利，他也能利用兩人的矛盾進行互相制約。但是，唐玄宗所想的“制約”是權術上的制約，而非制度上的制約。如果對自己運用權術的水平有過高估計，那就會導致所謂“制約”的失效。

唐玄宗自以為能把楊國忠和安祿山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將楊國忠揭露安祿山圖謀造反視作權力斗爭的一部分，不予采信。甚至到了安祿山反叛的兩個月前，他都認為群臣對安祿山的揭發(fā)是在內斗，正所謂“哪來這么多叛亂分子啊，它不就是你們內斗嘛”。

然而，無論是李林甫、楊國忠還是哥舒翰，他們都不是唐玄宗“小圈子”里最親近的人。

唐玄宗用人“小圈子”的核心是高力士與陳玄禮。高力士在唐玄宗即位前就與其結交，陳玄禮則是在唐隆政變中誅殺韋皇后、安樂公主的實際執(zhí)行人?！堕L安的荔枝》小說中李善德將荔枝成功運到長安后的驚險遭遇，就是楊國忠與高力士權力博弈的結果。

不管是高力士還是楊國忠，他們的權力都來源于唐玄宗，二人的權力斗爭只不過是唐玄宗玩弄權術的抓手罷了。后來，在馬嵬驛兵變中，面對政治生涯中最危險時刻，唐玄宗在高力士、陳玄禮與楊國忠、楊貴妃之間果斷舍棄后者，接受陳玄禮的兵變訴求，并派高力士殺死楊貴妃。即使在如此不體面的情況下，唐玄宗仍能利用“小圈子”保住自己的性命，這也難怪他能如此相信自己對國家的掌控力。

1993年歷史劇《唐明皇》中楊貴妃被賜死的劇情

當唐玄宗用“小圈子”架空官僚體制以后，國家治理的失能就在所難免了。天寶年間唐朝治理失能的具體例子有很多，其中教訓最慘痛的莫過于對外戰(zhàn)爭的失敗。

唐朝自太宗以來開疆拓土，與周邊民族共享漫長的邊境線，因此統(tǒng)治者對邊疆地理形勢的掌握和軍事地理知識的運用，是維持唐朝遼闊疆域的重要條件。到唐玄宗時期，開元年間，基于他對邊疆地理形勢做出的正確判斷，唐朝對外戰(zhàn)爭基本全勝；天寶年間，則幾乎完全相反。

開元年間（713—741年），唐朝的邊患主要是北方的后突厥汗國、西方的吐蕃及東北的契丹、奚族。巨大的邊防壓力促使唐朝采取以戰(zhàn)略防御為主、在必要情況下主動進攻的策略，最終改變了武則天時期在邊防上的被動局面。

比如，在吐蕃方向，開元二年（714年），王晙、薛訥率軍在武街驛（今甘肅臨洮東）抗擊入侵的吐蕃軍隊，最終以少勝多，吐蕃軍全軍覆沒，死傷數(shù)萬，洮水為之不流，此戰(zhàn)遏制了吐蕃的東擴進程。次年，張孝嵩率軍擊敗吐蕃與大食聯(lián)合支持的阿了達，奪回對拔汗那國（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控制權，鞏固了唐朝在中亞的影響力。

開元十年（722年），吐蕃入侵小勃律（今克什米爾西北部），張思禮率軍救援并大破吐蕃，斬獲數(shù)萬，維護了對帕米爾高原的控制權。

在與吐蕃的東線戰(zhàn)場上，開元十七年（729年），唐軍攻克了湟水流域與青海湖之間的戰(zhàn)略要地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大大減輕了吐蕃對河西走廊的威脅。

在開元年間的對外戰(zhàn)爭中，唐玄宗對當時周邊民族的地緣形勢有準確把握，在唐朝軍事力量沒有絕對優(yōu)勢的情況下，沒有在同一時期針對兩個及以上戰(zhàn)略方向發(fā)動戰(zhàn)役，在同一戰(zhàn)略方向內也沒有急躁冒進，而是將每次戰(zhàn)役的小勝積攢為整個戰(zhàn)略方向的大勝，逐步達到戰(zhàn)略目的。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唐代中期、后期形勢圖

然而到了天寶年間，無比自信的唐玄宗將此前的勝利經驗拋在腦后，逐漸不再滿足于此前的穩(wěn)扎穩(wěn)打，而是向周邊各族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天寶六載（747年），高仙芝率軍翻越帕米爾高原，消滅被吐蕃控制的小勃律國。天寶八載（749年），哥舒翰強攻吐蕃控制的石堡城，雖然重新奪回了這一重要的戰(zhàn)略據(jù)點，但唐軍死傷慘重。早期的這兩場勝利，為后續(xù)的窮兵黷武提供了支持。

天寶九載（750年），高仙芝背信棄義偷襲石國，引發(fā)中亞諸國不滿，第二年在怛羅斯之戰(zhàn)（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附近，一說戰(zhàn)場在今吉爾吉斯斯坦西部）中失敗。同年，云南太守張虔陀制造與南詔王閣邏鳳的摩擦，引發(fā)戰(zhàn)爭，鮮于仲通率八萬大軍征討，雖深入洱海地區(qū)，但終被南詔、吐蕃聯(lián)軍擊敗，死傷六萬余。

天寶十載（751年），安祿山為邀功固寵，率六萬大軍征討契丹，幾乎全軍覆沒。然而，唐玄宗及其統(tǒng)治集團面對對外戰(zhàn)爭的全面失敗，沒有做出調整。天寶十三載（754年），李宓征南詔全軍覆沒后，楊國忠隱瞞敗績，繼續(xù)發(fā)兵征討，前后死傷二十余萬。唐朝的對外戰(zhàn)爭徹底陷入低谷。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

對外戰(zhàn)爭的全面失敗在安史之亂前沉重打擊了唐朝的國力，成了盛唐將逝的最大預兆。失敗暴露了將領貪功、政治腐敗、后勤困難、政策失誤等問題，追根溯源，與唐玄宗的“小圈子”政治脫不了干系。“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最終，唐玄宗親自駕駛著自己建造的華麗大船，以最快的航速撞向安史之亂大冰山，粉身碎骨。

當然，作為后人，我們可以“事后諸葛亮”，但當時的人們并不能用上帝視角觀察時局，大多數(shù)人其實并未預感到盛唐將逝。哪怕對政治局勢深有體會的李善德，聽到安祿山叛亂后也只能“僵在原地”，完全沒有預料。

歷史學者黃永年先生曾提醒我們，要糾正將“開元之治”“天寶之亂”理解為開元之治進入天寶即亂的觀點。從經濟數(shù)據(jù)來看，在安祿山叛亂前，唐朝經濟一直保持著上升態(tài)勢。比如，天寶時期唐朝政府掌握的戶數(shù)持續(xù)增加：開元二十年（732年）有7861236戶，天寶元年（742年）是 8348395戶，天寶十四年是8914709戶。

此外，唐玄宗還解決了困擾唐朝統(tǒng)治者百余年的長安糧食供應問題。玄宗以前，由于關中糧食供應壓力巨大，唐高宗、武則天只得長期住到東都洛陽就食。到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敕以歲稔谷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shù)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從此以后“關中蓄積羨溢，車架不復幸東都矣！”（《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四）

但與這些“亮眼”的經濟數(shù)據(jù)并存的，是政治腐敗。

黃永年《北朝隋唐史論集》

當然，天寶年間也并非人人沉浸歌舞升平、盛世繁華?，F(xiàn)在大家所熟知的唐代詩詞、后人編修的史書中，藏著原始的第一手資料。

杜甫在《秋雨嘆三首》其二痛心疾首地提到“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這句詩的背景是天寶十三載（754年）秋天，關中地區(qū)連月雨災，唐玄宗憂慮災害影響農業(yè)生產，但楊國忠獻上飽滿麥穗，謊稱并無災害發(fā)生，并壓制地方奏報，導致“天下無敢言災者?！闭膊豢赡懿扇∮行У木葹拇胧！堕L安的荔枝》中，杜甫被任命為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此時安史之亂的消息還沒傳到長安，大多數(shù)人還沉浸在盛世美夢當中。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便寫于此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至今讀來仍感哀涼。

而唐朝在對外戰(zhàn)爭中的失敗，也使邊塞詩一改往日積極向上的基調。高適在《燕歌行》中寫下的名句“戰(zhàn)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揭露了唐朝邊軍內部尖銳的官兵對立問題。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則毫不留情地諷刺前線將領的驕奢淫逸，作為“真丈夫”的蓋將軍，竟是“暖屋繡簾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氍毹”，宴會上“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鐺亂點野酡酥”，帳中歌妓“可憐絕勝秦羅敷”，而士兵卻在“黃沙萬里白草枯”的艱苦環(huán)境中戰(zhàn)斗。

“烽火燃不息，征戰(zhàn)無已時。野戰(zhàn)格斗死，敗馬號鳴向天悲”。（李白《戰(zhàn)城南》）對外戰(zhàn)爭沒有停息，戰(zhàn)爭的非正義性和連續(xù)的軍事失敗給前線士兵帶來巨大苦難，這是盛世末期集體心態(tài)轉變的一個縮影。

對于時局，一些在政治上頗為敏感的人也只能冷暖自知，他們對盛世之下的危機感到憂慮，但也無力改變一切。只要通過破壞制度實現(xiàn)大權獨攬的唐玄宗沒有做出改變，盛唐的逝去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