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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揚之】

“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是目前俄羅斯唯一一家獨立的民調(diào)機構，其歷史可追溯至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經(jīng)濟改革的1987年。由于它在2016年被俄當局認定為“外國代理人”，其民調(diào)結(jié)果在西方的認可度因而一直比較高。

一個月前，“列瓦達中心”公布了對1613名受訪者進行的調(diào)查結(jié)果。該結(jié)果之所以被稱為“具有歷史性意義”，因為美國13年以來首次跌出俄羅斯人“頭號敵國”榜單。與2024年相比，將美國視為“敵酋”的俄羅斯人比例從76%降至40%。這一變化直接源于白宮權力更迭后對俄政策的變化。

特朗普是否能讓美國再次偉大目前還不得而知，但他讓美國在俄羅斯心目中的看法翻倍扶正已成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步美國后塵登上“敵國”榜首的是德國（55%），緊隨其后的是英國（49%）和烏克蘭（43%）。在“最友好國家”評選中，俄羅斯人選擇了那些在俄烏戰(zhàn)爭中支持俄方或至少保持中立的國家：80%受訪者選擇白俄羅斯，64%選擇中國，32%選擇印度，30%選擇朝鮮。

德國這次之所以“榮登”敵國榜首，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雖然依然是最重要的援烏國家，但特朗普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贏得了俄羅斯人的好感；而原本一直躲在華盛頓后面的德國，一下子暴露在俄羅斯官民的視線中，其堅持援烏的立場就顯得很突出了。第二，默茨擔任德國總理以來，對俄言論變得愈發(fā)尖銳。他不久前在北約海牙峰會上說的那句話——“俄羅斯其實已經(jīng)在攻擊我們了”——如今已成為德國對俄政策的基調(diào)。

那么，默茨為何要這么說呢？

首先，這是他個人特有的、近乎“民粹主義”的表述風格：過于簡單化甚至常帶夸張，有明顯的“博眼球”之嫌。前一陣頗具爭議的“臟活兒”之說，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雖然當時是記者在提問時先用了這個概念，但他之所以能跳進這個“坑”，也是因為這類表述符合他本人的風格。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2003年他的“啤酒杯墊”（Bierdeckel）之說：當時，社民黨（SPD）的施羅德已贏得聯(lián)邦大選，而默茨在基民盟（CDU）黨內(nèi)又受到默克爾的排擠，仕途受阻。或許是出于最后的搏擊嘗試，或許是想給自己留下一份“政治遺作”，失意中的他提出了一個“三級制所得稅”構想，認為該方案簡潔到甚至能寫在一張“啤酒杯墊”上。

默茨的啤酒杯墊

多年之后，默茨承認自己當時“算錯了”。為了淡化尷尬，他調(diào)侃道：“我很自豪，那張隨手拿來的啤酒杯墊，如今與2006年讓德國國足門將雷曼享譽世界的那張神秘而神奇的‘小紙條’一起，被陳列在波恩德國歷史博物館內(nèi)”。

實際上，默茨至今都未能擺脫掉“啤酒杯墊”這張政治“標簽”，這也是他為“語不驚人死不休”付出的代價。

其次，默茨說俄羅斯其實已經(jīng)在攻擊德國，是指俄羅斯對德以及西方日益增強的所謂“混合戰(zhàn)爭”，包括破壞暗殺行動、虛假信息宣傳、網(wǎng)絡攻擊和間諜活動，如波羅的海數(shù)據(jù)電纜被破壞、無人機飛越聯(lián)邦國防軍軍營、以及俄羅斯“水軍”在網(wǎng)絡上散布不實新聞等。默茨強調(diào)，戰(zhàn)爭與和平之間的界限是“流動的”，未必只有真刀真槍開戰(zhàn)這么一種形式。

默茨的這一認知源自德國情報部門掌握的信息，據(jù)稱，俄羅斯正在通過所謂的“針刺”行動，即小規(guī)模但系統(tǒng)性的攻擊，來測試西方的防御能力。作為德國政府首腦，默茨認為自己有義務提醒國民“戰(zhàn)爭已經(jīng)開始”。

問題是，德國和西方三年來大規(guī)模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情報，在莫斯科和俄羅斯人眼中同樣是一種“敵對和攻擊”行為。

最后，默茨的警告也是出于內(nèi)政需要和戰(zhàn)略判斷。畢竟，特朗普的“不靠譜”和持續(xù)三年的“俄烏戰(zhàn)爭”，促使德國政府為增強軍備空前舉債。面對選民，政府必須闡述“危機感”的具體來源。

默茨的另一個依據(jù)是一份北約內(nèi)部文件：據(jù)悉，北約根據(jù)信息進行推演后得出結(jié)論，俄羅斯到2029年將具備足夠的軍事能力，針對北約某國或數(shù)國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攻。但這個戰(zhàn)略判斷已受到西方不少安全問題專家的質(zhì)疑。

當然，這輪德俄關系的惡化不僅與現(xiàn)實政治有關，也離不開兩個民族在歷史中結(jié)下的“恩怨情仇”：從王朝到共和，從專制到民主，德意志與俄羅斯時而攜手并肩，時而兵戎相見，磕磕絆絆走過了數(shù)個世紀。

早期歷史上的交集

關于日耳曼和斯拉夫這兩個族群，19世紀俄羅斯著名史學家索洛維約夫有過這么一段描寫：日耳曼和斯拉夫是同根的兄弟部落。它們曾參與了對歐洲的瓜分，開始時是以大遷徙的形式：日耳曼從東北遷往西南，進入古羅馬帝國的疆域；斯拉夫則相反，從西南向東北進發(fā)，踏入“后娘養(yǎng)”（意指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中——這場“相向而行”最終生成了后來兩個部落“迥然不同”的歷史命運和民族個性。

索洛維約夫認為老天爺不公：把日耳曼送往文明繁華的歐洲中心古羅馬，而將俄羅斯“發(fā)配”至人煙稀少的荒蠻之地。他稱歷史為冷漠無情的“繼母”——這比喻中滿含著對俄羅斯苦難命運的抱怨。

那么，被索洛維約夫視為“幸運兒”的日耳曼，又是如何看待上帝對自己的安排的呢？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生前曾用粗話抱怨道：德意志民族身處歐洲中央，這是個“操蛋的（地緣）環(huán)境”。

索洛維約夫?qū)Χ砹_斯被貶去“鳥不拉屎的地方”耿耿于懷，卻沒看到本民族因而獲得了獨一無二的“戰(zhàn)略縱深”；而施密特僅聚焦德意志身處一馬平川、幾無屏障、兵家必爭的“是非之地”，卻忽略了這個中央位置早早帶來的文明洗禮和發(fā)展紅利。

由此可見，國家與人一樣，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外人羨慕的，自己未必知足。

一如少林寺和尚靠武功打出山門即可遨游江湖，日耳曼和斯拉夫在歐洲大陸的群雄爭霸中，也靠武力脫穎而出。用索洛維約夫的話來說，“兩個部族在現(xiàn)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開端，便取得了統(tǒng)治地位并始終保持著這一優(yōu)勢?！碑斎唬鼈冎g也幾度交手，各有勝負。

雙方的祖先最初有記載的交集發(fā)生在公元9-10世紀。當時，“德國人”和“俄國人”這兩個民族概念尚未真正形成，亦不存在明確的地理界定。那時“德方”的政治實體先是843年后形成的東法蘭克王國，之后為10世紀建立起來的神圣羅馬帝國；“俄方”則是882年起問世的基輔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