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免费午夜在线观看,伊人久久精品,一区二区三区精品

【文/宋念申】

統(tǒng)一多民族中國，在近代危機和挑戰(zhàn)中被不斷重塑。在不同時期，各個方向的邊疆，受到的關注并不相等。從清前期到中期，由于長期對準噶爾部的征戰(zhàn)，西北邊疆已融入東南士人的視野。龔自珍、魏源等人的西北輿地學，為日后面向東南海洋的地緣政治論述，奠定了思想基礎。相比而言，東北與西南，則是在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中葉，才得到系統(tǒng)性的關注。

晚清繪新疆省示意圖（清劉樹屏《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圖片來源：tjmdbw.com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煥庸提出“騰沖——黑河”線，揭示中國西北與東南間，地理與人口分布的巨大差異。而該線兩端所在的西南和東北，有著怎樣的關聯(lián)？本文選取三個歷史情景片斷，管窺從清末到共和國的百年間，西南與東北間多種形式的互動?，F(xiàn)代“中國”觀念的成型，離不開這兩個“對角”在不同時代，經(jīng)由不同人物，而發(fā)生的曲折與微妙的相互影響。

一

一八八一年，位于吉林東南部的琿春，面臨著嚴峻挑戰(zhàn)。沙俄攫取烏蘇里江以東領土，拓殖到琿春所在的圖們江口。迫于俄國的威脅，清政府計劃丈放吉林封禁之地，移民實邊。江蘇人吳大澂，以三品卿銜，派往吉林，協(xié)助吉林將軍銘安處理邊務。但他很快接到呈報：朝鮮北部咸鏡道，因?qū)沂芴鞛模嚸穹冈綀D們江邊境，大量人口涌入今天吉林省延邊州龍井、和龍一帶，開荒墾殖。

吳大澂

一方面，犯越邊境為中朝兩國法律不容；而另一方面，饑民越墾已成規(guī)模，如斷然驅(qū)離，必造成更大隱患。銘安與吳大澂于年末奏請朝廷，言朝鮮平民“亦天朝赤子”，懇請通融法令，允許邊民留置，并向吉林納租。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正月二十五日，銘安、吳大澂又上奏北京，提出參照云南、貴州經(jīng)驗，處理越墾邊民：

至部臣所議：既種中原之地，即為中原之民，除領照納租外，必令隸我版圖、遵我政教。并酌立年限，易我冠服。目前姑照云貴苗人，暫從各便。一切咨明該國王知悉。（《光緒朝朱批奏折》卷一一二）

短短幾句話，兩位封疆大吏勾畫出令人玩味的“中原——中國”新圖景。首先，中原向來指稱長城以南的核心農(nóng)業(yè)區(qū)域，以“中原”比附吉林邊地，顯然有些突兀。兩位大臣將中國與朝鮮之間的宗藩政治關系，柔化為中原與邊地的地理關系，繞開僵硬的邊界制度，而訴諸一種更高的、儒家理想政治準則。其次，其政策目標，是讓越界的朝鮮民人，“隸我版圖，遵我政教”，即將“外夷”化為“我民”。如果說“隸版圖”的具體體現(xiàn)，是“領照納租”、編戶入籍的話，“遵政教”的最終表現(xiàn)，在清朝的政治禮儀系統(tǒng)中，則是“易冠服”—即所謂薙發(fā)易服。吳大澂和銘安又可能考慮到，崇奉朱子理學的朝鮮人，對冠服問題極為敏感，所以政教之化不必操之急切。他們給出建議，“酌立年限”，待地入圖冊、人入版籍之后，再考慮易冠服。而目前則可以“云貴苗人”為成例，“暫從各便”。

細究之，此處援引“云貴苗人”之例，政策指向并不清晰，類比也不十分恰當。因為有清一代，對廣義“苗人”“苗疆”的治理策略，常常是變化的。況且，西南苗人和朝鮮墾民顯然不同：被統(tǒng)稱為“苗人”的族群，雖然也是個不斷流動的群體，但從不是撫輿之外的移民，土司治下的苗疆也并不出清廷的統(tǒng)治范圍。而清朝和朝鮮兩國，則向有明確的“各守封疆”之誓。在這個意義上，朝鮮邊民由“外國”越墾而來，其“外夷”的政治身份明顯強于苗人。

但是，這種概念上的類比，恰在國家領土邊界之外，提供一種更為靈活、更具容納性的“中國”與“我民”的認知方式。就像將吉林說成是“中原”一樣，將朝鮮墾民比照云貴苗人，為的是在一定期限內(nèi)“暫從各便”，不必將崇奉儒學的朝鮮國的移民，比照漢地，強行以薙發(fā)易服，來標示大清的國民身份。引西南之例，施之于東北，招納移民，著眼邊疆的長遠穩(wěn)定，不得不說是一項大膽的政治建議。

雖然清朝對待越境墾民的政策曾有所反復，但長期的趨向，則是沿著銘安、吳大澂的建議，鼓勵、容納移民開墾，積極編戶入籍。圖們江北岸，遂在數(shù)十年內(nèi)，成為朝鮮人在半島以外最大的聚居區(qū)?，q春邊地，自此進入快速發(fā)展建設階段，此后更名為延邊，成為今日中國朝鮮族的發(fā)祥地。這是后話。

就在銘安和吳大澂上奏的這一年（一八八二年），清帝國的東北和西南藩屏同時遭遇變亂。在中南半島，法國變越南為保護國，并攻陷北圻，意圖以越南作為北上滇桂、瓜分中國的基地。中法之戰(zhàn)，勢所難免。身在吉林的吳大澂，認為“越南可保，則西南之屏蔽有資；越南不保，則滇粵之邊患無已”。他上奏朝廷，提出“吉林所練防軍，尚可抽撥民勇三千人，由營口乘輪南下，以備征調(diào)”（《吳愙齋先生年譜》）。盡管最終未獲允準，但感于他“奮勇可嘉”，清廷于翌年將吳大澂調(diào)往天津，協(xié)助李鴻章辦理中法事宜。

吳大澂《匡廬紀游卷》，1891年作 圖片來源：news.artron.net

一八八四年，趁清朝將駐朝鮮兵員調(diào)往中法戰(zhàn)場、無法兼顧西南與東北之際，朝鮮開化黨人與日本公使密謀，發(fā)動甲申政變，推動激進改革。袁世凱等再度率兵入漢城平亂，吳大澂也赴朝善后。一八八六年，吳大澂再赴吉林，與琿春副都統(tǒng)依克唐阿一道，同俄方談判圖們江界址。他據(jù)理力爭，索回被俄方侵占的黑頂子地區(qū)，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吉林主權(quán)。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zhàn)事起，時任湖南巡撫的吳大澂，再次自告奮勇，親率湘軍赴遼東參戰(zhàn)。結(jié)果，湘軍兵敗海城，吳的政治生涯亦于此結(jié)束。但在東北開發(fā)、改制的過程中，以吳為代表的淮系漢官，逐漸充實了地方官僚體系，預示了脫胎于淮系的北洋系官僚在東北的長期主政。這片封禁的龍興之地，自然資源和地理條件極為優(yōu)渥，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成為各方勢力爭相開發(fā)的“最后的邊疆”。東北大地被很快卷入資本主義體系，同時農(nóng)業(yè)化和工業(yè)化，鐵路蔓延，城市興起。這既是俄、日等殖民勢力擴張的結(jié)果，也得益于清末至“九一八事變”前，北洋系官僚的邊疆建設。也是在這一階段，中國現(xiàn)代國族的建構(gòu)漸次展開。

二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凌純聲，協(xié)同編輯員商承祖，在上海登上“奉天丸”輪船。抵達大連后，他們乘南滿鐵路北上，在吉林東北部的松花江、牡丹江、烏蘇里江流域，展開為期三個月的通古斯族調(diào)查。這是一次在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發(fā)展史上具開創(chuàng)意義的調(diào)查，其成果就是凌純聲在一九三四年發(fā)表的皇皇六百多頁民族志巨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凌純聲

這個重要的邊疆民族調(diào)查，可置于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來認識?？v向時間方面，是興起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北史地研究。這與前面提到的危機有著直接的關系。日本奪取了南滿控制權(quán)后，殖民朝鮮，進逼東北。又利用各種地緣矛盾，在政治、經(jīng)濟和學術(shù)各方面，割裂東北與內(nèi)地的聯(lián)系。在這個背景下，一批清朝地方官員和革命黨人知識分子，痛感東北輿地學的匱乏，紛紛著書立說，形成一次東北史地研究熱潮。劉建封《長白山江崗志略》、張鳳臺《長白匯征錄》、吳祿貞《延吉邊務報告》、宋教仁《間島問題》等，就是代表。其中除宋教仁引入了國際法視角外，其他作品則主要是對傳統(tǒng)沿革地理、王朝地理的沿用，即以文獻史料為主，輔以輿地風土考察，為政治治理（或主權(quán)論述）提供歷史地理依據(jù)。

橫向脈絡，則是二十世紀初興起的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及邊政研究。最早把民族學與人類學方法帶入研究中國問題的，是歐美及日本學者。西方傳教士很早就在西南展開地方社會的調(diào)查。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在一九〇七年便發(fā)表了《苗族調(diào)查報告》，而他的東北考古及對滿蒙民族的人類學調(diào)查，則貫穿了他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整個學術(shù)生涯，其中多次是直接受日本官方委托。滿鐵下屬的調(diào)查部，也出產(chǎn)了大量的滿鮮史地論著及地方調(diào)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