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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夏格旺堆終于抽出一天時間，前往拉薩河的上游。這一趟是受老同事——西藏第一代考古學者、如今已經80多歲的更堆之托，老先生一直惦念著，37年前，他在那一帶的山谷，看到過一處疑似史前文明的遺址。在當地文旅部門和村干部的幫助下，夏格旺堆跑遍了山谷的上下左右，遺址沒找著，倒是順道去探望了一下切卡日墓地的露天石碑。

石碑在墨竹工卡縣止貢區(qū)諧拉康寺正對面山坡上的墓地里，是吐蕃王朝赤德松贊時期的人們，用一塊自然長方石塊，以古藏文楷書鐫刻的祭祀文字。曠野里，它與山巒長風相伴了一千多年。今年，它有了一座專屬石頭棚子，遮風避雨。

在西藏，很多“寶貝”，就像切卡日墓地刻石一樣，藏在靜謐山谷的一隅。它們守護著千年、萬年前的傳奇和秘密——遠古人類如何登上青藏高原，發(fā)展出適應高海拔環(huán)境的生存技能，又是怎樣安居于此，建立了文明。西藏考古從20世紀20年代起始，歷經百年歷程，在近年取得重大突破，證實距今10萬年前，人類已經踏上青藏高原腹地，至少5000年前，已融入中華文明圈。

幾代考古人的足印，踏遍雪域的山川河谷、古剎荒原。石器、陶片、經卷、壁畫……在他們的一鍬一鏟中，從深埋的壇城、風蝕的摩崖里漸次蘇醒，不再是凍土巖穴里的廢墟，而是遠去的文明在時間長河中投下的、終于被我們捕捉的倒影。

古格王國遺址（1985年） 受訪者提供

叩開西藏考古之門

從楚魯松杰下山，離開岔路口，山路上飛雪狂舞。隨著海拔降低，雪漸漸小了，濃霧卻又升起，那個遠遠的、走在喜馬拉雅西部山路上的人，不得不下馬徒步。在象泉河流經喜馬拉雅山脈形成的一個山系缺口處，一陣凜冽的風把他破舊的帽子吹入山澗，撩起凌亂的頭發(fā)，可是他卻充滿喜悅，沿著雪霽濃云中的那道神秘光縫，終于進入喜馬拉雅腹地的奇妙之境——西藏。

他叫朱塞佩·杜齊（Giuseppe Tucci），一個談到西藏考古就無法繞開的人物。早在20世紀初甚至19世紀后期，西方有不少人對漢學、佛教以及東方歷史感興趣，一批探險者和傳教士進入西藏，他們在國外公布根據親身經歷和調查所獲的有關藏區(qū)歷史、宗教、民俗等資料，成為西藏學的研究先驅者。當時的學者大多具有較好的藏文功底，重視藏文文獻的收集整理，并與考古調查資料結合起來研究西藏的古代歷史，留下了一批豐富文獻。其中，在1926年至1948年間先后八次進藏的意大利學者杜齊，具有深厚的藏文、哲學、宗教、考古、藝術等學術背景，是西方學者在西藏考古與藝術領域最高水平的代表。

意大利學者朱塞佩·杜齊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西北大學特聘教授張建林1978年考入西北大學考古專業(yè)，他一直對這個世界屋脊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可惜當時有關西藏的考古書籍幾乎空白，他把學校專門為幾位藏族學生編的油印版《西藏文物考古參考資料》借來看，另外對他深有啟發(fā)的著作就是杜齊的《梵天佛地》和《西藏考古》。那時，這兩本書都還沒有在中國正式出版，只能在雜志或者藏學研究譯文集中，找到一些文章。

在西藏自治區(qū)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夏格旺堆看來，杜齊在著作中發(fā)表的巖畫、壁畫、造像、寺院等老照片，即便到今天也有重要價值，因為很多遺存已經消失。有一年，他到喜馬拉雅山脈北麓、年楚河源頭的康馬縣出差，他記得《梵天佛地》中有不少當地一座古寺的圖片，當他找到古寺，卻只看到廢墟上殘存的零散木構殘件，杜齊照片里的建筑已經完全不見了。

上圖：西藏第一代考古學者更堆 圖/新華 

 下圖：西藏自治區(qū)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夏格旺堆 圖/受訪者提供

還有一些老照片，為后世的學者留下了難得的考古線索。前年，夏格旺堆前往康馬縣瑪不錯遺址開展考古發(fā)掘，在途經薩魯村北面艾旺寺附近的山谷時，晨光斜斜地照在一面崖壁上。“有刻畫的符號！”他一陣驚喜，連忙跑到路邊崖面前湊近查看?！笆菐r畫，而且我認出了一幅圖案，在《梵天佛地》里面見過，我一直都還記得。”夏格旺堆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年，杜齊并沒有標注巖畫的具體點位。其實，它就在距離艾旺寺不到200米東側路邊的崖面上，幾十年時間，從未被人注意，如今找到了實物，作為高原古代歷史的重要圖像資料，可以比對杜齊當年的記錄，開展進一步研究。

以杜齊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一度開啟了西藏考古之門，但因為歷史條件和他們自身專業(yè)的局限性，他們的研究多以地面調查為主，且空間范圍相對狹窄，并沒有正式的、較大規(guī)模的科學發(fā)掘，真正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開始興起。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新中國第一代考古學者宿白、藏學家王忠等人對拉薩、山南、日喀則等地進行了大范圍文物調查，目標主要為宮殿（如布達拉宮）、佛教寺院（如大昭寺、桑耶寺、薩迦寺）、碑刻、陵墓等。后來，宿白告訴過張建林，本來計劃多跑一些地方，但由于時間原因，那時候交通又不方便，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只能騎馬上去，最后就重點調查了這三個地區(qū)。當時的調查結果，以王毅為主筆的《西藏文物見聞記》發(fā)表在《文物》雜志上，連載了7期，這是國內學術界對西藏文物的最初認識，也為后續(xù)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調查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范本。

在考古工作者調查已知文物的同時，一批地質學者、古生物學者和民族學學者也陸續(xù)進藏，他們在進行本專業(yè)田野調查時，采集到一些石器標本，雖然不是考古專業(yè)，但學術素養(yǎng)讓他們覺得，這些東西應該屬于舊石器、新石器時代，于是他們把樣本采集回來，交給了考古學家。后來，在他們采集打制石器的地方，大都發(fā)現了舊石器、新石器遺址。張建林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這也算當時的學者們，在有限的條件下，跨學科地彼此幫忙了?！?

盡管僅限于地面調查和采集、征集，沒有找到遺址，只有零星的考古發(fā)掘，西藏考古仍然處于初級階段，但舊石器、新石器時代器物的發(fā)現是這時期西藏考古成果的重要標志。

《鬼吹燈》里的“昆侖神宮”

1979年，正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yè)讀大二的霍巍對76級的學長們感到羨慕極了。那年，四川大學教授、知名考古學家童恩正帶領76級川大學生進藏，主持發(fā)掘了西藏昌都卡若遺址。說到童恩正，他算考古界的一位傳奇人物，不但是中國西南考古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還結合考古寫了不少科幻小說，根據他的作品《珊瑚島上的死光》改編的同名電影是中國第一部科幻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