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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集體主義人性論讓某些習慣了精英視角，把“不從眾”看做成人前提的“覺醒分子”非常難受，它們對《流浪地球》的批判多數從這個角度切入。溫和的批評稱“角色過于臉譜化，區(qū)分度不高”；激烈的批評則稱“所有人都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這樣的地球活著也沒用”。有一位評論者單刀直入，指出帶著地球跑是設定中的聯合政府“慷他人之慨”的體現，說“如果注定地球要毀滅，最好不要為了自己的私利把其他人往死里折騰”。

總結起來，這類評論吵嚷的核心就是在電影里看不到（抽象的）人性存在，一切人性都為某個既定目標服務。這引出了一個問題：究竟有沒有永遠不受外界影響，獨立存在的人性？

《流浪地球》在電影劇情里其實試圖探討這個問題，但或許是時長的限制，最鮮明的探討來自于吳孟達角色的一段獨白。因為是獨白，也因為導演并未置入流浪時代和前流浪時代的地球樣子對比，讓人性的轉變顯得不那么自然。

然而，這并不是評論者們把災難面前人性轉變貶斥為“洗腦”的理由，因為導演已經在電影中多次展現過災難面前個人的無力，與沒有希望的情況下人們是如何崩潰的。甚至在片尾，還能看到剛剛擺脫危機三年的人類開始出現了為陽光而示威的運動，最終導致了《流浪地球》原著小說中最高潮的那場沖突。

實際上，這場沖突已經在吳京飾演的宇航員反抗并摧毀空間站中控電腦的情節(jié)中有所暗示。在空間站里，人類其實給拖動地球失敗后留下了備用的方案，并在地球面臨危機時選擇啟動這個方案；但吳京作為出場人物中最接近全知全能的那個人，最有能力與電腦展開文明路線的辯論。這場辯論并不是以言語的方式進行的，吳京的角色始終克制自己的情感，盡可能服從上級的命令，最后做出決定時也先用手段保證了其他宇航員的安全，孤獨的沖向木星，完成犧牲。

這段對于劉慈欣本人另一篇小說的致敬，其實是集體主義人性論在個體維度上的最佳展現，即一個人可以依據自己的理性和情感對人類命運進行判斷，但他無權按照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斷拋棄全體人類。宇航員在木星上尸骨無存，人類獲得了重生的機會，這個高潮點與《2012》當中主角完成了自我保存，全世界人類卻大多數死于非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者是“主動的求死”，一者是“被動的求死”；一者展現人類的能動性，一者展現人類的無力和審慎。

甚至在電影的情節(jié)基礎上進行這樣的推論也是合理的：就算宇航員的自我犧牲沒有拯救人類，他的犧牲也是值得的，因為保存了更多的人。這樣的價值觀在西方科幻電影里并不多見，大多數的災難片持一種“因為要主動犧牲某些人，所以不如什么都不做，最后無奈的犧牲掉更多人”的態(tài)度。兩種態(tài)度孰優(yōu)孰劣，在超越性的角度看去或許得不出結論，但以中國人的身份去看，或許高下立見。

其實西方科幻電影也并非全都認為只要主人公保存人性，地球其他人都可以死去。諾蘭在《星際穿越》中巧妙的倒置了宇宙電影“塑造奇觀”和“講述價值觀”的關系，在主人公的伙伴們迅速失去幫助他的能力后，主人公意外的成為了一個能夠打通時間的“全知全能者”。

在這個全知全能的角色建立之后，劇情的推動就幾乎全部系于主人公的內心活動上，這樣一來，主人公僅僅需要將哲學思考完成，就已經對冒險活動做出了最大的貢獻。諾蘭獲得好評的原因也在于此：他把純粹個人主義的電影變成了“呼喚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電影，使得個人英雄主義的故事有了更多的人文關懷。

不過《星際穿越》在人文價值觀上確實沒有突破西方傳統科幻的窠臼。即使一個人通過呼喚人際關系的復歸，拯救了全人類，這也并不意味著是人際關系本身，而非這個人，成為了拯救地球的英雄。諾蘭雖然在《星際穿越》中口口聲聲講“愛能拯救世界”，但這個能夠拯救世界的愛還是屬于那些有能力破解電影核心詭計的科學家和宇航員的，普通人之間的愛并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