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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13年埃及總統(tǒng)塞西上臺以來，沙特前后兩任國王對埃及的政治和經濟支持從未改變，雙方在中東地區(qū)建立起了準盟友的關系。從沙特的角度來說，埃及的穩(wěn)定發(fā)展是阿拉伯國家整體力量的基石，并且沙特的地區(qū)軍事戰(zhàn)略布局也不可缺少埃及的支持。的確，出于對沙特支持的回饋，也出于抵制伊朗勢力滲透的共同需求，埃及在也門戰(zhàn)爭中堅定地與沙特站在一起，共同打擊胡塞武裝。

然而，在復雜的地區(qū)形勢中，埃及和沙特并不總是立場一致的，他們的分歧尤其體現在敘利亞問題上。在2015年召開的阿拉伯聯(lián)盟峰會上，沙特國王薩勒曼形容阿薩德政府“沾滿鮮血”，強調阿薩德的下臺是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前提；埃及總統(tǒng)塞西則堅持政治解決方案，認為當務之急是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敘利亞國家機器崩潰。雖然塞西沒有明確提及阿薩德的去留問題，但他將反對恐怖主義置于推翻阿薩德之上的立場已經不言自明。盡管阿薩德不能出席阿盟峰會，但他在會前接受俄羅斯媒體采訪時也表示：埃及理解敘利亞危機的現狀，雙方在某些安全事務上存在合作，希望敘埃兩國的關系更進一步發(fā)展。那么為什么埃及在敘利亞問題上與沙特意見相悖呢？

新一輪敘利亞和談在日內瓦啟動

首先，埃及軍方和敘利亞軍隊在歷史上存在緊密的聯(lián)系。埃及軍隊的高級軍官曾經承認，他們在戰(zhàn)斗序列中不使用“第一野戰(zhàn)軍”（First Field Army）編號，因為他們仍視敘利亞阿拉伯軍為第一野戰(zhàn)軍，這是兩國在1958年合并為“阿拉伯聯(lián)合共和國”時期留下的遺產。盡管在合并期間，埃敘兩國軍官多有分歧，但是1973年兩國協(xié)同分別從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進攻以色列，增強了兩軍在戰(zhàn)爭中的相互信任。

但這并不是說他們喜歡阿薩德政權。在2011-2012年，埃及最高武裝委員會對待抗議示威的方式和敘利亞軍方截然不同。自從2011年11月阿拉伯聯(lián)盟終止阿薩德政府代表敘利亞的資格后，埃敘兩國一直沒有恢復到穆巴拉克時期的良好關系。然而同為以“軍官革命”起家的現代阿拉伯國家，埃及軍方可能對敘利亞復興黨與敘利亞國體密切的聯(lián)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因此，自從塞西執(zhí)政后，埃及政府一直認同阿薩德政府是解決敘利亞問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通過各種渠道與其保持接觸。

2014年12月17日，敘利亞總統(tǒng)巴沙爾·阿薩德的侄子伊瑪德·阿薩德率領小規(guī)模敘利亞代表團訪問開羅。伊瑪德是拉塔基亞阿拉伯科技和海運學院的官員，大部分埃及媒體都報道稱他是受埃及海軍的邀請，并且有少數媒體將他此次出訪與埃及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聯(lián)系起來。即使伊瑪德的開羅之行是一次技術性訪問，不涉及官方會談，但它依然是敘利亞危機以來敘利亞政府人員對埃及的第一次公開訪問。因此，這被看作是對恢復兩國外交關系的試水和鋪墊。

其次，遏制穆兄會和政治伊斯蘭勢力在中東地區(qū)崛起也是埃及對敘利亞問題的重要關切之一。2012年6月埃及穆兄會“正義與自由黨”候選人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tǒng)后，埃及和敘利亞關系降至谷底。當時敘利亞的主要反對派都是1982年哈馬起義失敗后流亡海外的穆兄會成員及其后代，穆爾西政府出于對穆兄會組織關系的考慮和同情遜尼派的態(tài)度，大力支持他們反對阿拉維派主導的阿薩德政權。穆爾西還試圖使開羅成為主流敘利亞反對派的集中地，曾一度歡迎敘難民到埃及居住。在擔任總統(tǒng)期間，穆爾西發(fā)起了敘利亞和談的倡議，包括埃及、沙特、伊朗和土耳其四方參與談判。此舉的真實目的則是為了重塑埃及在地區(qū)動蕩后作為地方大國中心和外交協(xié)調者的角色。不過由于沙特拒絕和伊朗合作，加之對穆爾西的意圖也心懷疑問，和談倡議無疾而終。

在2013年7月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之后，臨時政府的一大政策變化就是降低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支持并限制敘利亞人在埃及的政治活動。當時埃及的主流看法是敘利亞反對派和穆爾西聯(lián)系密切，穆兄會因素使得埃及新政府與敘反對派疏遠，甚至開始與阿薩德政府進行低調的接觸。同時，埃及外交部的官方立場也有所轉變，即以不預設阿薩德未來角色為前提進行敘利亞問題外交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