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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社會上出現了對“供給側”的各種解讀。但是在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些學者照搬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體系來解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強加的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誤讀和誤解。因此，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深入貫徹和推進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西方供給學派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現在多數學者把薩伊看成是供給經濟學的鼻祖。事實上，在凱恩斯經濟學出籠前，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都強調供給，認為供給比需求重要。在早期的古典經濟學中，提倡鼓勵生產，強調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生產。斯密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一國財富主要決定于實際產量水平，在于供給方面。比如，斯密認為，一國財富的直接決定因素是勞動生產力和生產性勞動的比率，而專業(yè)化與分工提高勞動生產力是一個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因此，整個古典經濟學都可以稱為供給經濟學。只是薩伊把供給經濟學發(fā)揮到極致，認為供給會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應該說，薩伊與斯密一脈相承，而且把斯密的經濟思想“發(fā)揚光大”，重新闡述了斯密的學說，進一步把斯密學說系統化，同時也庸俗化。斯密提出市場無形之手的命題，而薩伊則更進一步論證了市場自動調節(jié)生產，社會生產使總需求等于總供給，經濟永遠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是20世紀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打破了薩伊神話，從而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理論如何更好應付經濟危機。其實，對薩伊經濟學，馬克思早就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稱之為庸俗經濟學。

面對薩伊經濟學帶來的經濟危機，凱恩斯指出，主要是由于缺乏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總是會出現“失靈”，從而導致生產與需求的脫節(jié)，而生產過剩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對此，凱恩斯倡導政府干預和需求管理思想。因此，二戰(zhàn)后，面對持續(xù)的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從而達到刺激經濟增長以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只是“曇花一現”，并沒有帶來實質性效果，反而形成了經濟的“滯脹”局面。事實上，凱恩斯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內生性的市場與需求擴張的理論，羅斯福新政的實質也只是在現有體制下的局部調整，而只要整體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起決定性作用，就改變不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因此，凱恩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趨勢和矛盾，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只是延長了危機爆發(fā)的周期跨度與時間。對此，凱恩斯本人也承認其政策只能短期有效，而從長期來看是無效的。

上世紀80年代，為了擺脫因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帶來的經濟“滯脹”困境，美國里根政府再次將薩伊定律奉為圭臬，推行一系列以供給學派為理論基礎的政策措施，諸如對國有企業(yè)實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jiān)管、大幅度減稅等政策，企圖帶領美國走出“滯脹”困局。供給學派堅持“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供給會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強調經濟危機的出現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恰恰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亂作為，從而主張市場自由放任的回歸。經過幾年的實踐，供給學派的政策實際效果并不令人滿意，相反還帶來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美國從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肮┙o學派”也隨之名譽掃地。曼昆等經濟學家甚至把美國供給學派稱為“倒霉的”“愚蠢的”經濟學，而克魯格曼則稱之為“巫術經濟學”。

今天我們的一些學者不去正視這些事實，卻仍在鼓吹“供給學派”理論，重提實施該學派的政策主張，把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化地等同于供給學派理論，這不僅誤導輿論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發(fā)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西方經濟學的超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實踐不斷超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教條，用事實不斷改寫西方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屢屢誤判，成功地走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道路。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讓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引起世界關注?；厮菡麄€歷程，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并沒有遵循西方模式，更不是西方化，而是抵制著華盛頓的“正統”經驗，尋求適合本土的發(fā)展路徑。很多情況下，可以說，正是中國發(fā)展的路徑成功擺脫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教條，才推動中國經濟的異軍突起。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成功表明，中國道路注定要在全球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發(fā)揮強大的影響，由此也會改變未來經濟發(fā)展理念?？梢韵胂?，相比較在西方金融危機中崩潰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中國模式在更多的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更有市場、也更具吸引力。

透視中國經濟成功的秘訣，中國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國家的角色與作用，中國政府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經濟發(fā)展中發(fā)揮著關鍵性作用。中國經濟改革并不是簡單的實行市場化，實質上是對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構。300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總是囿于市場與政府的替代爭論，從而始終無法消除經濟發(fā)展中面臨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的問題。而中國從改革開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識到，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經濟改革的核心，經過不斷調整，現在定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的有機結合。正是這樣的體制框架支撐了30多年中國經濟的奇跡和成功。所以，不是中國經濟改革復制了西方經濟理論，恰恰相反是中國經濟發(fā)展豐富了經濟理論的內容，貢獻了經濟理論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中國向世界呈現的外在形象是經濟成就，其本質是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對西方的超越。從另一個方面看，只要任何時候中國經濟發(fā)展背離了中國國情而擁抱西方理論，濫用西方理論，中國經濟必然出現大的波折和問題。

因此，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意義在于超越而不是復制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發(fā)展，它立足于我國改革發(fā)展的成功實踐，是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這個宏觀背景下提出的新戰(zhàn)略。從本質上講，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發(fā)展中結構調整和產業(yè)升級的內在訴求，是中央“穩(wěn)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總體部署的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體現了對供給與需求關系的辯證把握，強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作用的有機結合。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薩伊定律無論是理論還是著力點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薩伊定律在本質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強調自主釋放的供給能夠自然產生均衡是其理論特點。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反對薩伊定律的。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政府要更好地發(fā)揮宏觀調控職能，并通過推動供給側的改革深化，通過推動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重構和調整，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實現經濟增長的動能轉換；在創(chuàng)新驅動和產業(yè)升級的基礎上，實現供給質量不斷優(yōu)化，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因此，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革命，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供給質量、激發(fā)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huán)境。所以，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出發(fā)點到舉措彰顯的都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

三、辯證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于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要警惕假借“改革”的名義，實則販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不但要在理論上正本清源，澄清認識誤區(qū)，而且要在實踐中準確把握中央精神，從而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達到預期效果。

1.既要調整供給又要關注需求。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當前，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就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提高有效供給能力，創(chuàng)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和活力，為中長期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應被單方面過度解讀，而是要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間的關系，將兩者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有助于提高宏觀經濟管理水平，有助于防止經濟比例關系失調，有助于克服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實現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穩(wěn)定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