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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劃時代的大事件正從我們面前流過，但本文只是一篇即興小文章。

也門撤僑看似小插曲，沒有早一步，沒有晚一步，發(fā)生在中東變亂、全球危機、中國深化改革并宣布一帶一路戰(zhàn)略、亞投行門檻踏破水落石出之時。當然，它仍然是一件小事，只是絕不僅是一個國際關(guān)系事件，還涉及到中國人的情感變化。請看，朋友圈里以往不太關(guān)心政治的朋友是不是紛紛轉(zhuǎn)發(fā)關(guān)于亞投行成員國的戲劇性漫畫？是不是紛紛轉(zhuǎn)發(fā)也門撤僑乃至利比亞撤僑的前線基層故事？

這些日子我們記住了太多的畫面：面對相機驚恐地舉起雙手投降的敘利亞小女孩、也門中國海軍戰(zhàn)士的質(zhì)樸小喇叭、牽著中國女兵手的中國女孩、爭相加入亞投行的“八國聯(lián)軍”漫畫表情……它們觸摸到大國脈搏的細微角落，觸及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哪怕堅守歲月靜好、小我即安的人也不能不感受到一些“歷史性”的激動。更重要的，它們是過去歷史事件的某種回響。

傳統(tǒng)小喇叭

此番美國因為沒有撤僑計劃，放任美國公民在也門遇難，因而遭到嘲笑。但回顧歷史，美國人并非那么值得被嘲笑。美國遇到的事情我們也會遇到。這方面美國人畢竟比我們經(jīng)歷多，衰落中的一哥仍然值得學習。

此時此刻，我不能不想到38年前美國人在伊朗的撤僑行動。發(fā)生在那個歷史黑洞地區(qū)的一系列往事，我不想說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只是想召回一些記憶和通感。真正大國的記憶里裝載的從來都不只是本民族的歷史，而是“天下”的記憶。

先簡單概括一下也門危機。它是阿拉伯之冬和西方體系危機的一個局部結(jié)果。當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衰落，當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像癌細胞一樣擴散于中東，也門什葉派原教旨胡賽武裝趁機興起。和1979年伊朗的什葉派宗教勢力一樣，胡塞勢力抓住也門議會政府軟弱無力治國無方的機會，憑借高度的組織紀律性爭取貧民，武裝奪權(quán)?；貥O端分子亦趁機進入也門渾水摸魚。遜尼派穆斯林主導的沙特不愿看見什葉派做大，不愿看見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增強，決然出兵打擊胡賽武裝。炸彈亂飛，平民遭殃。當中國人的軍艦悄然開到亞丁灣，安靜又堅定地接走各國僑民，美國人的腳步卻在歷史面前遲疑了。也許他們不能不想起1993年的索馬里、今天的伊拉克以及1979年的伊朗。

面對相機舉起雙手“投降”的敘利亞女孩

1979年的伊朗烽煙

1979年伊朗革命與人質(zhì)危機事件，對于今天的普通大眾已經(jīng)顯得遙遠，一般網(wǎng)民大概只有通過兩年前的美國大片《逃離德黑蘭》才對此有一些印象。那部愛國主義教育電影突出了本·阿弗萊特扮演的美國特工的帥氣和機智，渲染夸張了伊朗的恐怖氣氛，卻沒有說出多少有份量的東西。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那一年。1979，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德黑蘭的摩天大廈卻已經(jīng)鱗次櫛比，街頭豪車如云，青年男女衣著時尚堪比巴黎。由伊朗二世國王巴列維開啟的白色革命是天使，也是魔鬼。巴列維繼承父親禮薩王的遺志，在二戰(zhàn)后爭取到波斯民族表面上的獨立，然后依賴美國支持，壓服地方部落勢力和清真寺的毛拉們，強化中央集權(quán)。從1963年開始，像百日維新一樣，政府開始普及教育，擴大婦女權(quán)益，引進外資和技術(shù)人員，大建工廠，推進現(xiàn)代化資本主義工業(yè)革命。得益于石油提價，伊朗城市聚集起巨大的財富。

1970年代伊朗一景

故事的另一面讀者也都能想到。財富背后是貧富差距和世界觀的激烈沖突。從農(nóng)村進城的民工們滿目豪宅卻只能住在貧民窟。巴列維的“白色革命”從來沒有動員和教育基層，那些離開家鄉(xiāng)清真寺的農(nóng)民們被城里的“傷風敗俗”驚呆了。世俗化改革及其帶來的生活道德變化嚴重激怒了毛拉階層，削減清真寺的經(jīng)費則讓他們?nèi)虩o可忍。與我們的想象不同，毛拉們并不是古老的僵尸，他們的活力恰恰是被現(xiàn)代化所激活。宗教布道很快俘獲了貧民的心。被巴列維驅(qū)逐出境的宗教領(lǐng)袖霍梅尼還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新媒體技術(shù)”——錄音帶，用這個辦法把自己的聲音傳遍伊朗大街小巷田間地頭。

巴列維的妹妹和當時美國駐伊朗大使沙利文都認為，伊朗的高速現(xiàn)代化超出了伊朗國情承受能力，農(nóng)村混亂的土改反而造成糧食大量減產(chǎn)。與此同時，國王家族卻積聚了巨額財富。面對不時發(fā)生的騷亂，美國人幫助伊朗建立了類似中情局的薩瓦克組織以強化統(tǒng)治。但卡特總統(tǒng)上臺后開始大搞人權(quán)外交，要求巴列維開放政治，改善人權(quán)。巴列維政府毫無群眾路線基礎(chǔ)，卻一味加快政治開放，所以只是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把各種猛獸釋放出來。沙利文大使稱之為“喂鱷魚”——永遠喂不飽。

1978年開始的伊朗動亂看上去是突然發(fā)生的。圣城庫姆首先發(fā)生了宗教騷亂，但庫姆一直就是保守派反國王勢力的大本營。更引人矚目的是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世俗派人士要民主要自由，卻不懂得人民的需求和藏在人民中間的宗教勢力有多么強大。接受蘇俄馬列主義的左派當然也要革命，不斷發(fā)動工人運動，客觀上配合了毛拉階級的行動。左翼和自由主義者一樣抓不住人民的最主要需求，在謀略上也遠不及保守派成熟。自由主義精英掌控著媒體，整天嘩眾取寵，抨擊人權(quán)，操縱各種“謠言倒逼真相”，伊朗公主當然是他們的好素材之一。但他們只在乎想象中的理想，卻不考慮這樣做的實際后果是什么。以至于美國大使事后感慨：他們高呼著人權(quán)召回了宗教勢力，推翻國王之后反遭宗教勢力的嚴酷鎮(zhèn)壓處決，卻再也喊不出自由民主了。那時的伊朗，不像今天的埃及、也門、突尼斯、利比亞，到有點像2012年的某個“謠言共和國”。

革命箭在弦上，這里先按住不表。關(guān)鍵是，已經(jīng)置身事內(nèi)的大國該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