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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普通人如何面對未來

說李光耀“鐵腕”也好，講他“變色龍”也罷，新加坡的經濟奇跡確實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他自己也從來毫不隱晦地表示，如果沒有他的領導，新加坡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繁榮富庶。但這一點在未來也可能會有所動搖。

請看以下兩圖：分別是1960-1990年，也就是李光耀以總理身份直接執(zhí)政時期，香港和新加坡的GDP歷年數據統(tǒng)計。

可見，在這30年里，香港即使沒有李光耀，也以略低的起點反超了新加坡（1960年香港人均405美元，新加坡428美元；1990年香港人均13486美元，新加坡12766美元）。作為同在東亞地區(qū)、同為自由港的城市型經濟體，香港的發(fā)展史或許會被人用來動搖李光耀的“不可或缺性”。

因為香港和新加坡至少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出現經濟奇跡的理由極為類似。在二戰(zhàn)后全球貿易興起的大背景下，它們均占據了關鍵的、難以替代的貿易地理位置；周圍廣大的經濟腹地由于種種原因，都在相當程度上依賴其提供各種轉口和金融服務；以及主要居民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工作勤勉。而且，新加坡由于獨立前是英國在整個遠東的勢力中心，還有修造船業(yè)等一定的工業(yè)基礎。

當然，必須承認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在經濟發(fā)展上非常成功，還要面對比香港遠為險峻的周邊環(huán)境。而且，在李光耀“資政”下的新加坡也沒有犯什么錯誤，之后又成功把香港甩在身后。

但質疑者很容易推論，新加坡經濟成功是大概率事件，沒有李光耀或許會有些許不同，但幾乎不可能淪為落后貧困的熱帶港口。對于此說，肯定見仁見智，但其殺傷力同樣不容小覷。

對于普通新加坡人而言，或許更關注當下。人均GDP數據上看不錯，但新加坡是典型的收入差距極大的社會。根據新加坡統(tǒng)計局的數據，2012年新加坡居民人均月工資收入是3142新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0%人均月收入達到11552新元，而最低10%居民人均月收入僅440新元。

新加坡的“組屋”常常為人津津樂道，但該國整體而言，依然沒有多少福利保障。中央公積金本質上是強制儲蓄，而非“福利”，不能很好地體現社會保障的公平性、互濟性。雖然有人贊嘆新加坡老人也能煥發(fā)活力，但七十歲以上老人往往是出于生計才無法退休，而且這在新加坡司空見慣。2012年一位80高齡的本地老人在做清潔工時猝死曾經引發(fā)社會轟動，但之后仍然是不了了之，人民行動黨政府依舊毫無改變的意愿。

其實早在李光耀2011年宣布退出內閣正式引退二線之前，已經有人公開表示，新加坡的現有模式看似是由嚴密的法律和規(guī)則支撐的，也得到了大多數新加坡人長期的認同，但根本上其實是完全依賴于強勢領袖個人的壓力，所以在李光耀身后很難繼續(xù)長期維持。如果只是一般人如此聲稱，以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自居精英的驕傲，恐怕連理都懶得多理。但這么說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薩繆爾·亨廷頓，公認的西方頂級政治和戰(zhàn)略學者，推測的份量自然就沉甸甸了。

而且事實似乎也正在印證亨廷頓之前的預言，甚至在李光耀去世前，這股浪潮就已經不像過去那么容易壓制了。2011年新加坡國會選舉雖然依然在嚴密控制之下，但人民行動黨還是遭到了1963年以來的最大挫折。而連新加坡媒體也承認，原因之一就是李光耀在選舉前幾天，再度習慣性的放言威脅選民，屢試不爽的招數這次卻引發(fā)了強烈的反彈。數月后的總統(tǒng)選舉，人民行動黨中意的人選更僅以極微弱的相對優(yōu)勢涉險過關，首次失去了絕對多數。

去年李顯龍在接受一家中國媒體（《新世紀》周刊）采訪時，第一次公開表示“相信李氏家族不會再出現第三位總理”。雖然這并不是正式的承諾，但實際政治意義與“江南案”后，蔣經國表示不會再將“總統(tǒng)”職位傳給第三代也相差無幾。在失去絕對權力的保護傘后，蔣家父子在臺經營數十年的神話被迅速打破。對普通人而言更為糟糕的是，臺灣的政治走向也歷經波折，經濟大不如前，甚至工資常年停滯。所有這些當代人還都歷歷在目。

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目前一切如常，但未來風險猶存。以全球之贊譽對李光耀過度褒揚，無助于新加坡解決現有的問題，反而有可能在負面的歷史和現實切片發(fā)酵時，引發(fā)更猛烈地反彈。但抓住個別歷史細節(jié)草率批評，或在變革時放任民粹主義，則可能令新加坡陷入不必要的混亂。蓋棺而不定論，或許今日之后，才是最考驗新加坡人政治智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