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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見或可能的解說

但為什么？

以“開伯爾山口”為檢索項，我在“中國知網”上搜尋，沒有人對此有過細致分析和探討。網絡上有不少分析，但明顯說不通。例如，有說游牧民族從開伯爾山口侵入并統(tǒng)治印度次大陸后，不想堵住自己進出中亞的通道，怕自己萬一被趕出印度，便宜了原先的印度人——似乎殖民者總想著自己是外人，隨時準備回家似的。還有說，印度人不善于打仗，懶得修長城。但如果可以輕易獲得全部生活資源的話，世界上有哪個民族天性喜歡打仗？以及開伯爾山口附近地勢復雜，次大陸人民當時沒有建設這種工程的技術。當時沒有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此后的數千年間，次大陸的眾多王朝都不曾有這類嘗試。而且，有什么技術先于人們的需要而存在的嗎？記住，“需要是發(fā)明之母”。

有必要探討的一個變量是人種或智力問題，即印度次大陸的住民沒有能力組織起來以集體的智慧自我防衛(wèi)。盡管政治不正確，我卻認為這種解說在智識上還沒法排除。既然全球各地的人的身高、膚色和體質都有顯著差別，就因為可能政治不正確而否認其他可能有的差別，這不是求真務實的態(tài)度。但我認為，即便當年印度次大陸土著尼格利陀人和原始澳大利亞人真的文明程度不高，智力不高，也完全不能解釋印度次大陸的一次次被外來文明碾壓。因為創(chuàng)造燦爛的古印度文明的達羅毗荼人就是歐羅巴人與土著的混血。此后先后侵入的雅利安人、波斯人、馬其頓人和大月氏人均為歐羅巴人種，突厥人和蒙古人為蒙古人種，定居于印度次大陸北部和中部，原住民和達羅彼荼人則被迫一路南遷，然而，歷次入侵者都不曾哪怕是嘗試著在開伯爾山口設防，這就排除了人種解說的可能。

還有點道理的，但架不住追問的是：古印度只是一個地理術語，歷史上印度大部分時間處于分裂中，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修建諸如長城這樣龐大的工程。但這種解說是把統(tǒng)一和分裂視為一個給定，是一個不需要解說且一成不變的自變量。但中國歷史表明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學理上看，人的自然群體大致是村莊或部落，是基于地域或基于血緣的小型生活共同體；大型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和瓦解，統(tǒng)一和分裂，無論怎么說，都更可能是個因變量，需要解說。沒有理由認定哪個地方生來就該統(tǒng)一或就該分裂；統(tǒng)一或分裂其實都是許多條件綜合促成的。因此，更系統(tǒng)的解說應當包括為什么印度長期處于分裂，而不是統(tǒng)一。此外，歷史中國修建長城需要舉國之力，那是因為中原農耕地區(qū)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從東西長達萬里的相鄰地帶的任何一地南下。印度次大陸的防守并不需要建長城，它只需防守一個山口，因此沒有理由一定得有個大一統(tǒng)的王朝，才有能力修建開伯爾山口的關城要塞。事實上，中國的長城修建也并非始于大一統(tǒng)的建立，恰恰是在歷史中國最為分裂的戰(zhàn)國之際，燕、趙、秦各自修建了抗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長城，工程都比開伯爾山口的關防工程大多了。

另一解說是，印度次大陸雖然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脅，但不像中原農耕區(qū)受到的威脅那樣強大，因此印度人缺乏中原農耕者修長城的強烈動機。這個解說觸及到一些有意思的問題，但目前這種表述并不令人信服。因為，如果以文明的興廢或被碾壓來看，印度次大陸受到的威脅還不大？此外，侵入印度次大陸的也不都是北方游牧民族，至少波斯人和希臘馬其頓人都不是游牧文明。第三，中國修長城確實主要因為北方游牧民族頻繁長期的威脅，但我們這里關心的問題并不是次大陸人民在某廣闊地區(qū)修建長城，防犯北方的威脅，而只是在山口及其周邊修一座關城，一個要塞，防守的是經此山口進入次大陸的那些人數并不太多的北方入侵者。

盡管如此，我認為這后兩個解說可以且值得展開，但需要把印度次大陸的地理條件，包括開伯爾山口在次大陸的位置，以及其他可以想到比較重要的變量，都盡可能納入，作一個更細致的分析。

三、細致的時空條件分析

我認為，有以下因素應當納入分析：

其一，由于開伯爾山口很窄小，每一次從山口入侵的人數都不可能多，最多只影響局部地區(qū)，通常不會對當地的文明立刻構成重大威脅，甚至起初就不是個實在的威脅。這就很難激發(fā)起次大陸甚或整個北方平原上人民的強烈反應，乃至有共同的制度需求：建立統(tǒng)一的王朝，以協(xié)調的政治軍事組織行動來應對北方入侵者。相比之下，在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相鄰的地區(qū)從鴨綠江口到甘肅臨洮，長達萬里，始終面對著遼闊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威脅，農耕民族很難在這樣廣闊的地帶展開有效防御，因此游牧民族對整個中原農耕地區(qū)構成了全方位的威脅，迫使農耕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須盡可能整合這一廣闊農耕區(qū)的全部力量來回應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西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制度愿景，以及秦、趙、燕三國諸侯各自獨立修建長城就表明，中原人民有強烈且共同的制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