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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兩彈一星”。這是，卻并不只是，幾件武器。它的最重要貢獻不是科技，也不是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它最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人一心一意謀發(fā)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長時期的國家安全。中國從此可以大大降低直接的軍費開支，并將本來必須用于國防的大量人力物力轉移到生產建設上來，自然會有重大收獲。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大裁軍并非始于改革開放之后，而是在“文革”后期。1975年，葉劍英和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會議，首要任務就是消“腫”，精簡軍隊²， 確定了3年內軍隊人數(shù)減少60萬人，精簡26.2%的目標；一年后，全軍人數(shù)減少了13.6%。1980年和1982年，基于“大仗打不起來”以及“盡可能地減少軍費開支來加強國家建設”³， 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次大裁軍。有51萬人的鐵道兵以及基建工程兵集體轉到地方，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直接參加了深圳等沿海開放城市的基礎建設。⁴

二是國際關系的及時調整和布局。1949年中國同蘇聯(lián)結盟，在蘇聯(lián)的無私經濟援助下，新中國有了154個大型建設項目，為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奠定了基礎。但結盟蘇聯(lián)也隱含了一個當時許多人不察覺但今天回頭看非常重大的麻煩：長遠來看，這不利于中國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目標，即成為國際上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大國。

這一視角會豐富我們理解，10年后，中蘇之間開始的那場意識形態(tài)論戰(zhàn)，就為拉開了與蘇聯(lián)的距離。再過十年，珍寶島邊境戰(zhàn)爭，蘇軍大兵壓境，標志著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際作廢。有失有得，這才為后來也即今天中國作為世界一極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更直接更具體地是，這為1969年起中美關系緩和，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創(chuàng)造了可能。是的，正式建交還在10年之后。但人家總統(tǒng)都來了，兩國領袖相談甚歡，這不算建交？兩國在對方首都設立了外交機構，中文名為“聯(lián)絡處”，但英文從來就是大使館。中美關系建立也啟動了新中國最早的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以及更大規(guī)模對外開放的準備。

這類例子太多，我只說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谷牧回憶，1972年，利用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緩和的時機，周恩來總理讓谷牧抓緊中國沿海的港口建設，要求三年改變面貌；也真的趕在1975年底實現(xiàn)了這一目標。如果中國不是在1970年代初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時，當即抓緊港口建設，谷牧說，“我國后來的改革開放事業(yè)將受到嚴重影響”。⁵

第三，一個影響更深遠的貢獻是創(chuàng)建科學技術導向的現(xiàn)代中國社會文化。中國文化傳統(tǒng)更偏人文，不是科技導向的。但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和發(fā)展都要求有更強大科學技術。如何促成這一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轉變，不但重要，而且其深刻程度注定是一場“革命”。毛主席本人熟讀中國傳統(tǒng)經典，熱愛古典詩詞。但他卻因自己的詩詞“是舊體，怕謬種留傳，貽誤青年”，不愿發(fā)表。⁶ 文革期間大學一度停止招生，但毛主席1968年夏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⁷ 這兩件事曾令我長期困惑不解。

許多年后，我才理解，這其中的意味是：

1.確定引導社會文化投資方向的最終根據(jù)不能是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長遠需求；

2.在國家財力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只能，也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重視理工科，就是要改造并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傳統(tǒng)，“補短板”，吸納更多科學技術知識，進而把“五四”作為口號的科學變成社會實踐，變成中國的社會“文化”。

這種努力是成功的。即便文革期間，社會流傳很廣的一句話就是“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恢復高考時，所有青年人只要可能幾乎都首選理工科。近年來中國制造業(yè)的突飛猛進，科學技術的迅猛發(fā)展，有相當部分應歸功于這一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革命，大批中國青年因這一變革邁向了科學技術，何止豐富了，其實也是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中國文化傳統(tǒng)。

這些分析都支持了蕭武的基本論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的展開和形成無法同中國革命切斷聯(lián)系。革命和建設是一個前赴后繼的事業(yè)。當然，不可能立竿見影，革命無法讓人們當即有時甚至是一代人就能看到革命的果實，因此會有人誤解革命，認為革命缺乏建設和創(chuàng)造，甚至指責和辱罵革命的破壞毀滅。蕭武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道路的這一梳理和這一敘事是重要的。借助歷史距離提供的透視，他令我們對許多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