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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橋還是斂財橋？大善人還是犯罪分子？

近日，圍繞吉林私搭浮橋案件，網絡上爭論莫衷一是，有為當事人黃德義叫屈的，也有指責地方政府不作為的，還有人討論法律適用問題。復雜事件的背后，因為牽扯到多方利益，原因也必然是復雜的，而如何撥開迷霧，不被情緒帶偏，理性看待社會熱點和基層問題？觀察者網對話常年扎根基層調研的武漢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解讀這一問題。

觀察者網：截至目前，吉林私搭浮橋案件仍再繼續(xù)發(fā)酵中。關于事件的大致情況，目前各方說法不一，當?shù)卮迕?、路人、當事人、舉報者、村委會、警方等，包括當?shù)叵嚓P部門都有所回應。首先，能否就當前信息梳理一下事件中的幾層關鍵利益關系，從而讓大家能更全面地看待該事？

呂德文：首先，搭橋的當事人是利益一方。就他本人的說法，一方面是為了自己的需求，自己有90畝開荒地在對岸，需要過河，所以是自用；另一方面，他們家族以前是做擺渡的，所以跟一些村民之間應該有比較好的合作關系。網上一直有爭議，這到底是便民橋還是斂財橋；我覺得兩方面都有，一方面確實方便了部分群眾，但另一方面也是自利、方便自己。

黃德義站在廢棄船體上講述建浮橋過程。圖片來源：大河報

雖然現(xiàn)在法院文書上記載最終查實的違法所得是5萬多塊錢，但這個數(shù)字也并不一定絕對，可能因為時間長遠或來源零散，存在取證困難或證據(jù)不足的情況。但應該可以說，當事人黃某客觀上是有一些獲利動機的。比如，最主要的利益來源可能是采砂，這一點他也承認過收費，像工程車過橋費等等。

當然，當事人修建這座橋也方便了群眾，普通村民確實有出行需要，客觀上說它是便民橋也沒錯，哪怕過路交一兩塊錢也不多，某種意義上有一種私人化的提供公共服務的性質。但是，我之前看到有自媒體把他稱為鄉(xiāng)紳之類的，就扯遠了，兩者是不同性質的。

其次，就是涉及村委會，第一村委會需要服務群眾，第二有監(jiān)管的屬地責任，這個責任不一定是法律責任，因為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或者說準行政組織。對村委會來講，最核心的問題是要保障安全、不能損害集體和國家利益。目前只是河對岸的村委會書記作了回應，他們跟當事人黃某之間應該有矛盾。

再者，對政府部門而言，尤其是以水利部門為主要代表的政府部門，是沖突的一方。因為水利部門負責監(jiān)管河道，河道安全、水利、生態(tài)等等都屬于它們的管轄范圍。而黃某私自搭建的浮橋既沒有規(guī)劃，也沒有立項，也不符合這些要求，所以兩者完全是執(zhí)法與被執(zhí)法的關系。

當然，此事背后可能還有一個隱性因素，就是前面提到的采砂群體，但現(xiàn)在的信息只能說黃某客觀上收了路費。

所以，這起事件里面的生態(tài)是比較復雜的，我把它定義為一個制造灰色利益的生態(tài)。搭浮橋收費這一利益來源確實不合法，但存在一定正當性，故而是灰色利益。灰色利益的獲取和分配，如果不損害他人利益，不損害公共利益，大家的認可度就比較高。但具體到這件事，地方政府和當?shù)厝孙@然沒有共識，有村民覺得情有可原，也有人認為不當，尤其是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覺得違背了公共利益，包括違建、安全隱患等，以及可能方便砂石盜采行為。尤其是，當附近村委會及其負責人出來說話，和當事人有肢體沖突，這就說明當事人獲得這一利益的正當性不夠充足。在此意義上，這既是便民橋，也是斂財橋。

觀察者網：在吉林浮橋爭議中，現(xiàn)在大家一方面試圖弄清事情全貌，另一方面爭論到底是否構成犯罪，但這里面少了一個重要角色——基層政府。按一般邏輯，造路修橋是屬于政府部門事務，那么當?shù)卣疄槭裁催t遲沒有出面做這件事？按目前信息，過去洮兒河有過多起私自搭橋事件，顯然是當?shù)孛癖娙粘Ｋ?，等到此次事件引發(fā)輿情后，當?shù)亟煌ㄟ\輸局回應稱，已經對當?shù)卮迕竦倪^河難等問題進行調研，近期將在振林村附近建一座便民橋，預計秋收前建設完成。所以，為什么基層治理會缺位？或者說在這些非?；鶎拥胤降闹卫碇杏行┦裁蠢Ь?？

呂德文：首先，這不能說是基層治理，而是公共服務。公共服務都有非均衡性的特征，哪怕在城市也是如此。比如，武漢長江大橋以前也只有一橋、二橋，現(xiàn)在逐漸增加起來；以前沒這么多橋的時候，大家也要繞路過江。

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過程中，肯定有非均衡性的性質。而這個性質的產生，一方面受制于規(guī)劃，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資源有限及自然條件。比如，這一段不適合造橋，它不連接主干道，成本和效益比不劃算；又比如，預算不到位，即便有修建規(guī)劃，也有先來后到。

類似這樣的事情，我們很難對政府進行指責，不能因為公共服務本身的不均衡、不到位，就簡單評論這件事情是否合理。

但客觀上群眾確實有需求，當訴求無法及時得到滿足的時候，就制造了一些替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方案；這些方案有可能是村民自發(fā)組織的，是完全公益性的，比如村委會自己架橋、私人擺渡等。在過去生態(tài)、安全等相關法律及執(zhí)法沒那么嚴格的情況下，這類公共供給其實很常見，但放在今天可能會因為無法滿足合規(guī)條件，被擠壓了。

這意味著現(xiàn)在的法律法規(guī)跟純公益性質的公共服務之間存在一定沖突，客觀上造成了這種現(xiàn)狀。

由于缺乏了公益屬性的公共服務，無論是政府、村委會還是村民自發(fā)的，就給類市場化的供給——哪怕是違法行為——創(chuàng)造了空間。某種程度上，黃某私自搭橋收費正是鉆了這個空子，客觀上有相關性，但不一定是因果關系。

觀察者網：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現(xiàn)實中農村基層社會，類似村民/村集體的自發(fā)性自治行為并不罕見；甚至在一些地方，這些自治行為可以分擔政府的責任，應該怎么來正確看待這組關系？結合這起案子，就像您提到的現(xiàn)實情況提供了“空間”，但后續(xù)又牽涉到刑事訴訟，可以用這一邏輯來理解嗎？

呂德文：我覺得無非還是情理法要相結合。假設這件事情是違法的，法律有它的嚴肅性，法律也是一視同仁的，所以需要處理；最終的處理結果可能引起爭議，但其本身違反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行為是明確的。

與此同時，考慮到它有一定的情理所在，也就是當?shù)厝罕娪行枨蠡蛘咂渌陀^上有需要，那么作為基層政府還是要滿足這個需求。我覺得現(xiàn)在當?shù)卣幕貞?，基本上還是秉持這個原則，總的來說還是合理的。

一碼歸一碼，既要照顧到法律的嚴肅性，又要照顧到群眾的客觀需求，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觀察者網：確實，這起案件的另一個爭議點是罪名與判罰是否合理，當事人黃某也公開表示自己的出發(fā)點是想要翻案?，F(xiàn)在輿論場圍繞黃某家族十余人被判刑、以及司法部門定罪尋釁滋事罪，不少網絡大V發(fā)表意見。怎么看處罰力度與罪名？雖然我們說要情理法相結合，但對于一般人而言怎么去理解三者的平衡問題，有時候大眾的想法與法律的實踐范疇存在一定差距的。

呂德文：關于法律定罪或處罰力度，因為我不是法學方面的專家，所以也沒法出具專業(yè)意見。就我自己的研究領域來說，可以從基層治理角度籠統(tǒng)談一下這個問題，特別是尋釁滋事罪問題。

其實今天，我們仍有很多法律條文跟基層實際之間，并不是完全匹配的。一方面，法律無法窮盡所有的不合法行為，比如有人做這件事明顯是不對的，但法律管不著他；反之，有些人出于本心善意明明做了好事，但法律認為他不合法，可以處理他。在吉林浮橋案里面，可能這兩種情況兼而有之。這也是網絡上爭議比較大的一點，黃某到底是大善人還是違法犯罪分子？如果他是一個大善人，那么可能是他做了好事，結果法律用這個罪名去宣判他，那是法律本身存在問題，所以要兼顧情理，法律措施要盡量照顧到方方面面，做到合情合理。

但另一方面，法律案件里面也有可能存在一些隱情，如果這個人真的是從中牟利，或者背后有更大勢力，他可能就是一個壞人，而當?shù)卣蛉罕娬莆樟艘恍┣闆r，卻沒有辦法構成證據(jù)鏈或在法庭上無法形成明確證據(jù)指出來，當?shù)厝丝赡芏贾浪隽藟氖?，甚至辦案機關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沒有辦法懲治壞人，換句話說存在不適用的問題，所以只能用一個所謂的“口袋罪”來起訴定刑。

所以我覺得如果從基層治理的復雜性角度去看的話，法律的不適用性問題也有可能體現(xiàn)在這起事件中。法律和法律的執(zhí)行，有時候是兩碼事；站在基層治理的角度，制度和制度的執(zhí)行也是兩回事，很多時候需要大家有意識地從實踐視角去看問題。

觀察者網：不過，事件發(fā)酵過程中又有了一個節(jié)外生枝的問題，當事人為了翻案，希望得到更多關注，舉報法官。（按他的原話是：自己并非針對法官個人，“我也不是說他是一個壞法官，檢察院要建議判我實刑，最后法官判了緩刑。”針對法官的舉報是無奈之舉，只是想“翻案”，“找一個突破口”。）雖然暫時沒有發(fā)酵開來，但又給事情增添復雜度，當然也會擾亂外界注意力，是不是需要去追這條線索，您怎么看社會事件發(fā)酵中發(fā)生的此類狀況？

呂德文：我覺得沒必要追，因為案件本身的判罰，不是代表法官個人的主觀意志，而是代表了這套法律系統(tǒng)，所以誰來擔任這起案件的主審法官，都是代表這個體系。

但有一點倒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起事件，該事件在一開始就存在爭議，說明背后可能涉及相對復雜的背景。這也可以理解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會窮盡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干預或者說去爭取自己的權益，包括舉報法官的行為。但本質上，我覺得舉報法官和我們今天討論這起案件本身關系不是很大。

觀察者網：現(xiàn)在一旦出現(xiàn)引爆輿情的社會性案件，總是眾說紛紜，甚至過往的反轉案例多了，大眾也難以相信某一方給出的答復——甚至包括官方通報。吉林浮橋案也是如此，當然要追求是非黑白恐怕也過于簡單。輿論爭議有好有壞，一方面是社會監(jiān)督，但另一方面也會出現(xiàn)“眾口難調”、甚至希望干預結果，這也是增加了治理的難度和成本，怎么看這種難題？

呂德文：一起事件一旦被變成網絡事件之后，基層政府肯定壓力非常大，它往往會把簡單問題復雜化。

所以，吉林這起事件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不是較低層級可以回應的。它要回應公眾質疑，在政府機關內部也要形成一個比較權威、且顧及各方信息作出的判斷或決定。

這幾天誰都沒辦法準確判斷誰說的是對的誰說的是錯的。我覺得，其實每個人說的都是正確的，只不過我們還沒有辦法把所有的拼圖拼成一個整體。如果信息足夠公開，這個事件的邏輯鏈條是可以厘清的，但目前還是缺乏一些基本信息。但無論如何，這類輿情性事件，最終當?shù)卣隙〞幸粋€權威回應，我想現(xiàn)在還是讓子彈再飛一會。

就當下來看，確實存在多種可能性，而且比較確定的是它里面存在一些灰色地帶，有很多道理不可言說，不是因為這個事情不好說，而是因為沒辦法公開說。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基本意識，公檢法辦案還是很嚴肅的，內部有自己的流程。有時候某起案件一開始以某項名義辦理，但可能是為證據(jù)不足，夠不上這項名義的判罰，然后轉為一般性案件，現(xiàn)實中這樣的情況很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