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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非常感謝您支持第七屆國家發(fā)展論壇，并帶來充滿啟發(fā)性的演講。我相信您的觀點會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并會對中國教育改革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在如何縮減人力資本的城鄉(xiāng)差距方面。

我的問題是：美國不存在留守兒童問題，因為對人口內部遷移沒有限制，而且據(jù)我所知，美國在教育政策上對城市和農村一視同仁。然而，問題在于效果方面，人力資本在城市的不同社區(qū)間的差距已經非常大，更不用說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距。原因是什么？如果中國政府采納并實施了您建議的改革，中國如何避免出現(xiàn)類似美國的問題？

赫克曼：我首先想說，非常高興今天和你一起出席論壇。你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驕傲，我們都為你的成就感到自豪。你的觀點一直引人深思并鼓舞許多人，我們也感到很慶幸能夠為你的巨大貢獻盡自己的一份力。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回到你的問題。美國存在城鄉(xiāng)差異以及地域上的差異，中國也有類似的問題。我再次強調，我對中國了解不夠，沒有資格深入評論，但據(jù)我上次在中國時的觀察，在教育經費和教育支持方面，不同省份之間差距很大。

美國也有學區(qū)的概念，它是由不同家庭群體所支持的，而學校財政在很大程度上由該地區(qū)實際居住者的財富和其他考慮因素所決定。較富裕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太富裕的人也聚集在一起，因此稅基更低。例如堪薩斯州、肯塔基州或佐治亞州的一些偏遠地區(qū)，人均消費更低，稅基也更低。

所以，地域間存在差異十分常見，這是由教育財政分散配置而導致的差距。我知道中國正朝著教育財政集中配置的方向發(fā)展，集中配置在美國政策中同樣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引起了廣泛討論。

海南瓊中：優(yōu)秀教師向基層學校流動 促進城鄉(xiāng)教育均衡發(fā)展（圖源：視覺中國）

美國還有一個問題，家庭結構不穩(wěn)定，這在中國并不普遍。目前，我和暨南大學的馮帥章教授正在合作一個位于甘肅的研究項目。我們以留守兒童為研究對象，了解他們的父母給了他們多少錢，觀察父親的缺席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孩子的發(fā)展。美國也有類似的問題，但與中國的情況不同。

中國的家庭結構穩(wěn)定度遠遠超過美國。美國有些人群，例如黑人兒童，他們當中約有70%至80%是非婚生子女，沒有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很多單親家庭缺乏中國家庭所擁有的那種支持和凝聚力。正是因為許多地方的家庭結構如此支離破碎，所以美國確實存在你所說的那些差距。不幸的是，這個問題在美國被賦予政治意味，因為它涉及種族和階級等因素，這掩蓋了家庭結構極不穩(wěn)定的事實。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家庭結構很重要。

中國的家庭結構受損害，主要是受人口遷移的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更多是由于完整家庭不可得，也因此得不到相應的政策支持。這背后與社會文化及公共政策的歷史淵源都有關系。在美國，家庭不完整以及家庭功能失調的問題正變得愈發(fā)嚴重。我確信這是問題之一，而且家庭的組成部分同樣是關鍵所在。如何補充相關政策十分重要。

中國在家庭結構方面有一個重要優(yōu)勢，就是中國家庭更有凝聚力，外出打工的父親一般都會匯錢回家，讓家庭保持完整。不過，這對留守兒童來說仍然是一個問題，需要通過政策解決。我提到的“家訪計劃”會有所幫助，但是在中國的大部分情況是父母雙方都外出打工，留下來照顧孩子的往往是祖父母。問題是許多祖父母的教育水平很低，所以如何制定政策仍需要好好研究。

林毅夫：我想問的下一個問題是收入差距。在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包括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收入差距都是最具挑戰(zhàn)性的問題之一。中國政府最近提出了“共同富?！?，您是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思想家，我想向您請教，中國政府或者中國社會如何能夠實現(xiàn)“共同富?！边@個人人向往的目標？

赫克曼：我對此有幾點觀察可供大家討論。

第一，技能培養(yǎng)非常重要。中國的一些不平等現(xiàn)象體現(xiàn)在城鄉(xiāng)之間，這點可以從基尼系數(shù)、工資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看出。因此，中國極大限度地增加了教育機會，教育機會在過去二十年中的增長速度令人難以置信。按照目前的結構來看，我認為技能會賦予人們參與現(xiàn)代經濟的能力。隨著人口增長放緩，勞動力開始變少，技能溢價可能會提高更多，以至于熟練的人力資本可以替代更多勞動力。這種方式有助于消除收入差距。

國際勞工局以及西歐的許多類似組織非常想把西方福利國家的很多特點移植到中國，我們也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F(xiàn)在美國還有大量研究在探討不平等的真正衡量標準是什么。令人不安的是，在美國，許多政治討論其實建立在了錯誤的數(shù)據(jù)上。

當我們討論美國的收入和不平等問題時，我們沒有正確衡量所有現(xiàn)存的轉移收入計劃，比如收入所得稅抵免計劃、住房計劃、各種醫(yī)療保險補充計劃等。在談論不平等問題時，這些計劃都沒有被考慮進去。我認為中國應該從美國吸取這一重要教訓。

例如，最近有研究者做過估算，顯示了這些轉移收入計劃的重要性。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收入最低20%的家庭工資在2017年是大約4,500美元，非常低，但他們實際獲得的家庭收入是49,000美元，是他們工資的10倍以上。許多轉移收入計劃本質上就是在發(fā)錢，而這正是考慮不平等問題時常常被遺漏的部分。所以，衡量貧富差距時，如果是衡量最底層20%家庭和最頂層20%家庭的工資，的確差距很大；但如果衡量家庭收入，差距其實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