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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特朗普在競選時所描述的許多政策未必可行，他也在訪談中屢次自相矛盾，表現(xiàn)出經驗不足的缺點。對于鐵銹帶工人而言，即使重振制造業(yè)他們也很難回到黃金時代；反移民的美國人很快會發(fā)現(xiàn)墨西哥移民在低端崗位上的重要性；仇恨政客資本家的造反派恐怕最后也會失望，雖然特朗普公開招聘部分崗位，其內閣候選名單上卻仍羅列著數(shù)名臭名昭著的“體制內”政商精英。目前已經有一派美國精英開始幻想特朗普政策失敗的嚴重后果，并因此指責搖擺區(qū)選民“短視”。

問題是，自認為先覺者的美國自由派，為何不能在選舉之前說服特朗普的支持者？

大多數(shù)希拉里支持者恐怕并沒有選擇與“老古董”們有效溝通，部分義務“說客”甚至選擇了非常過激的群眾運動手法，向反對者大扣帽子。“不支持希拉里就是歧視女性”“投票給特朗普就是支持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甚至“特朗普就是三K黨、希特勒”，這樣的激進口號對交流看法毫無意義，反而使得部分選民“不敢言而敢怒”；他們雖然不在民調上和朋友圈里表態(tài)，卻默默投了特朗普的票。

政治游說領域向來是誰主張誰舉證，不努力說服對方又不尊重分歧，以“愚眾”等字眼羞辱對方，這種策略對拉幫結派有百害而無一利。在本次選舉之后，不少人已經開始呼吁左右翼和解、有人意識到“白人也可能是受歧視的族群”，這種認識對民主黨重回正軌也是必要的。

當然也應看到，美國的白人民粹和左翼“進步人士”缺乏溝通的交集，這種情況隨著特朗普當選而愈演愈烈。左翼“進步人士”當然也可以選擇不溝通，然而該黨至少也需要做好黨內動員工作，發(fā)動支持者以踴躍投票與“種族主義”作斗爭。本次大選中民主黨的基本票倉仍然大于共和黨；與其說特朗普是被美國群眾用小推車抬進白宮，不如說是厭惡希拉里的群眾選擇沉默，聽任特朗普及其擁躉（少于選民人口四分之一，不能簡單概括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發(fā)動一場“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

希拉里通過超級代表和人脈淘汰了人氣頗高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伯尼·桑德斯，其團隊又被維基解密連續(xù)曝出丑聞，自己隱瞞疾病的不誠實行為也隨著9·11紀念日當天的意外而曝光，這些行為傷害了許多桑德斯支持者和中間偏左選民的感情；他們即使不支持特朗普，也很難繼續(xù)投票給希拉里。

2016年2月，希拉里上臺階時已經需要幾位助手攙扶

此外希拉里將過多的精力放在攻擊競爭對手上，全然不顧自己因為相同策略輸?shù)?008年初選的教訓，沒有用足夠淺顯易懂的言語突出自己的特點；當特朗普在集會上突出愛國、硬漢、“重振美國”等符號時，希拉里的團隊只能提出抽象的進步主義口號，導致兩人的競選集會人數(shù)相差懸殊。

而主流媒體一邊倒支持希拉里，先是抨擊桑德斯，又在兩黨選舉中鋪天蓋地地攻擊特朗普，某電視臺甚至在直播中掐掉想要批評克林頓丑聞的嘉賓；在網絡自媒體高度發(fā)達的時代，媒體的欺騙行為又加深了普羅大眾對精英集團和暗箱操作的仇恨情緒，甚至（在部分群眾眼里）將“希拉里vs特朗普”演化為“腐敗官僚vs反腐斗士”、“叛國者vs愛國者”。出于不為人知的原因，左翼媒體努力渲染希拉里“勝券在握”，這種阿諛奉承行為客觀上麻痹了希拉里團隊，也對激發(fā)選民的危機感起到了南轅北轍的作用。

上面所有對選舉的反思，都是源于民主黨的選民結構變化。昔日的民主黨能夠囊括從藍領工人到白領知識分子的人群，然而在全球化時代，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成為高科技產業(yè)和金融業(yè)的領軍人物，部分左派政客、律師、學院派知識分子和學生則形成了以進步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的文化圈子；這兩個集團相互拱衛(wèi)，不但掌握了話語權，而且在經濟上大獲成功。制造業(yè)的工人，特別是人到中年、難以轉業(yè)的低端工人則被全球化浪潮拋棄；正如歷史所示，這些人一旦受到鼓動很容易倒向排外的保守主義，即使少數(shù)族裔的工人也面臨著相同的吃飯問題。

事實上藍營的重要據(jù)點（西海岸、新英格蘭和其他大城市）的稅收的確在“補貼”紅區(qū)，然而這種間接的反哺遠不如經濟政策的影響直接，很難說工人會因為加州繳的稅支持民主黨。民主黨精英被自己媒體營造的世界包圍，帶著道德優(yōu)越感居高臨下地對反對者加以批判，同時一廂情愿地認為工人和少數(shù)族裔會給自己投票，這種脫離群眾的幼稚行為無法捏合本來就缺少利益交集的“潛在票倉”們；在兩個“票倉”團體發(fā)生沖突的時候（例如同性戀酒吧恐怖襲擊、歧視亞裔的SCA5法案等），該黨精英則采取息事寧人的和稀泥手法，妄圖以口號調和利益矛盾，事實上損害了一方并將選民推離自己。

特朗普能贏，民主黨也有一定功勞

在這種情形下，民主黨很難找到能夠滿足所有群體的領導人，雖然桑德斯在學生等人群里魅力非凡，他對其他群體的吸引力則遜于希拉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如果從全球化中受益的左翼精英能夠向工人團體讓利、切實平等地調解群體矛盾，民主黨還會回到昔日的多數(shù)大黨。

然而在反建制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今日美國，倘若左翼民粹運動能夠激勵某個特定“票倉”真的投票，集中爭取民主黨群眾中的某些團體或許是比較貼近實際的選擇。桑德斯近日來表達了對數(shù)位民主黨左翼政客，如非洲裔穆斯林眾議員吉斯·愛立信（Keith Ellison）的鼎力支持，然而該黨內也有不少聲音認為這些左翼將進一步激怒工人，也不能為民主黨獲取贊助。

另一方面，民主黨建制派的官僚作風在大選中暴露無遺；倘若繼續(xù)走精英路線，民主黨則有可能成為右翼民粹勢力的靶子。倘若該黨精英繼續(xù)首鼠兩端、繼續(xù)以說教為拉票策略、繼續(xù)以最大的惡意揣測異見者、繼續(xù)推出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候選人，恐怕就只能指望政治對手頭腦發(fā)熱、走上法西斯道路了。

為什么筆者會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對美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出謀劃策？雖然美國民主黨的興亡與中國國民沒有直接相關，但它是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平衡器；如果它不能正常發(fā)揮制衡作用，一個完全右傾、超出特朗普總統(tǒng)控制的美國對我們而言也是危險的。另外，雖然中國不實行美國式的兩黨競選制度，但中共同樣面臨著構建“統(tǒng)一戰(zhàn)線”、調節(jié)不同利益集團矛盾沖突的政治任務。民主黨在2016年美國總統(tǒng)選舉中的失敗，向我們揭示了執(zhí)政聯(lián)盟無視底層利益、脫離基層群眾的危險性，也在前蘇聯(lián)、烏克蘭等“活體案例”后再次給中國敲響了一記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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