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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5 年，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任總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說：“我們監(jiān)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是在報告中、報紙上還是在高高的講臺上都謊話連篇，我們沉溺在自己的謊言之中，為彼此頒發(fā)獎章。所有人都這么做，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回顧蘇共執(zhí)政74 年、蘇聯立國69 年的歷史，從蘇共轟轟烈烈登上歷史舞臺，到帶領蘇聯建成全球第二、歐洲第一的經濟強國，再到一朝傾覆，黯然出局。正是由于停滯、僵化的“蘇聯病”弊端，不但導致蘇聯政治笑話的蔓延，更導致蘇聯崩潰情緒的傳染，人們對官方和社會主義的信任下降，崇拜西方的意識在“夜間人”（指白天處處注意與官方一致，到了晚上則露出真實的一面，閱讀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話或批評時政）和“廚房辯論”（指關起廚房門與家人或朋友悄聲議論或批評政府，以避免政治麻煩）中滋生蔓延。

還有這樣一則笑話：

—問：什么單詞以r 開頭且沒有結尾？

—答：重組（reorganization）。

可以想見，當人們看不到任何變化的可能，感受不到任何改革的脈動，不但說明政治輸出端的創(chuàng)新功能被閑置了，也說明社會共同體的創(chuàng)造激情被戲弄了。這對于一個大國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的征兆。其實，這種政治僵化的后果并不見得比政治腐化的后果輕微。

“美國方案”與“蘇聯方案”都不是標準答案

古往今來，腐敗現象和腐敗治理如影隨形。人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不斷提出并實施各種方案，試圖將腐敗現象背后的公權馴服，將隱藏于腐敗問題深處的私欲改良。然而，就蘇美這樣的大國來說，成效確實不如想象的大。

曾有西方專家指出：“蘇聯的錯誤在于將利益這一因素從經濟因素中移除，認為割裂利益同經濟活動的聯系可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提供足夠的條件。”但從腐敗和治理腐敗的角度看，蘇聯失敗的根源并不是“去利益化”，而恰恰是“利益集團化”，或者說國家經濟活動和相關利益落入了“少數特權派”的私囊。

美國的“體制性腐敗”問題實質上頗為類似，正如“現代營銷學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現在的體制使窮人處于其他人的視野之外”，美國因財富分化等因素導致的貧困水平甚至比俄羅斯、波蘭和韓國都要高。因此，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曾經評論說：“我們和貧困奮力一戰(zhàn)，結果，貧困贏了?！蹦葕W米·克萊恩在其專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中指出，美國的“災難資本主義”體現為，這個國家有著世界上最高的離婚率、很高的孕婦和嬰兒死亡率、極高的兒童貧困率、最高的成人肥胖率、最高的入獄率和第二高的謀殺率。

里根總統

歸根結底，腐敗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特殊視窗，檢驗的是“國家提案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

就“美國方案”來說，主要是以利益沖突防控為核心理念，建立起政商兩界“區(qū)隔前臺、打通后臺、相互站臺”的“旋轉門”機制，輔之以競選類政務官（政治家）和考績制事務官（公務員）分途共治的公職譜系，以及市場化的薪酬體系和開放參與機制，從而分散腐敗風險，改善政治“觀感”。

相比之下，“蘇聯方案”則主要是以政治治理統攝乃至“覆蓋”國家治理體系為核心特征，建立起以干部委任制、終身制為基軸的公職配置機制，以及以供給制為基礎，并由特殊津貼、特供商品、特享別墅等共同構成的干部福利保障體系，從而在對干部利益和欲望進行“結構化滿足”的基礎上，弱化執(zhí)政黨核心成員和團隊成員的貪腐動機。

其實，這兩種“大國方案”都不是腐敗治理可以照抄照搬的標準答案。正如事實一再揭示的那樣：“美國方案”究其根本是一條競逐經濟特權之路，而“蘇聯方案”察其始終是一條追慕政治特權之路。衡量社會成員成功與否的最大標志，是能否成為各自“特權俱樂部”的一員—區(qū)別無非是兌現或變現特權的地方，究竟是在華爾街還是在克里姆林宮。

坦白說，這兩條路都不怎么樣，別的國家也走不通。它們不能提供簡單克隆的“大國基因”，也難以帶來可供通篇抄襲的“強國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