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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大蕭條不僅孕育了法西斯主義也振興了自由民主主義一樣，新冠疫情可能也會帶來一些積極的政治后果。一個來自外部的巨大沖擊常常能夠打破政治制度僵化不前的狀態(tài)，為早該進行的體制改革創(chuàng)造條件。而這一模式很可能會再次發(fā)生，至少在某些地方。

專業(yè)精神和專業(yè)技能是應對疫情的更現(xiàn)實方式，妖言惑眾和無能低效會因此而暴露。最后這會產生一種有益選擇效應（a beneficial selection effect），那些表現(xiàn)好的政治家和政府將受到獎勵，那些表現(xiàn)不好的政治家和政府將受到懲罰。巴西總統(tǒng)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近些年一直在不停蛀蝕巴西的民主體制，在此次疫情危機中仍想蒙混過關，而現(xiàn)在終于深陷困境，不得不面對疫情引發(fā)的健康危機。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開始也想掩飾疫情的嚴重性，聲稱俄羅斯的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但在新冠疫情遍及整個俄羅斯后將不得不改口食言。普京的執(zhí)政合法性在此次疫情危機之前已經有所削弱，現(xiàn)在這個削弱的進程可能還會加速。

此次疫情如聚光燈一般把世界各地的現(xiàn)存政治體制照射了一遍，暴露了各個政治體制的不足與弱點。此次危機將加深窮人與富人、窮國與富國之間的鴻溝，如果經濟長期停滯，這個鴻溝還會進一步加深。雖然危機暴露了問題，但此次危機也展現(xiàn)出了政府可以在危機中調用公共資源、提供援助的能力。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大蕭條所引發(fā)的民族災難刺激了福利國家在上個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出現(xiàn)，危機后殘留的“相濡以沫”意識可以極大提升社會的凝聚力，促進政府加大保護社會的力度。

這可能會讓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極端形式偃旗息鼓。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如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人率先提出了新自由主義這種自由市場理念（free-market ideology）。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任美國總統(tǒng)羅納德?里根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提出的各項政策由芝加哥學派負責提供學術辯護，他們都認為一個觸角過長的大型政府是阻礙經濟發(fā)展和人類進步的障礙。同時，有各種不錯的理由去削減各種各樣的公立機構和減少政府監(jiān)管。但這種學說后來卻固化成了一門自由主義者的宗教，在整整一代保守派知識分子心中播下了敵視國家行為的種子，尤其是在美國知識分子心中。

里根總統(tǒng)和撒切爾夫人以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而聞名于世 圖片來源：資料圖

考慮到國家有必要采取強力措施來延緩疫情的蔓延，現(xiàn)在已經沒人再說政府 “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問題本身”了（里根在其第一屆總統(tǒng)任期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也沒人能舉出可信的實例來證明在國家處于緊急狀態(tài)的時候，私營部門和慈善機構能替代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發(fā)揮作用。在今年4月份，推特的首席執(zhí)行官杰克?多爾西（Jack Dorsey）宣布，他將為抗疫行動捐款10億美元，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慈善行為。同月，美國國會批準了2.3萬億美元的援助計劃，用以支持在疫情中受損的企業(yè)和個人。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可能在反對封城的抗議者那里還有一定市場，但民調顯示大多數(shù)美國人都相信政府醫(yī)學專家給出的抗疫建議。這可能有助于政府獲得更多的支持，采取行動來解決其它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此次疫情還可能重啟中斷已久的國際合作。盡管各個國家的領導人可能互相指責，但全世界的科學家和公共衛(wèi)生官員卻在加深彼此之間的合作與聯(lián)系。如果中斷國際合作引發(fā)了災難，并被認為是一大失敗，則后疫情時代就可以看到各國重新展開多邊合作來促進共同利益。

別抱太大希望

疫情是一場全球性的政治壓力測試。那些政府具有合法性又有能力的國家，它們的測試成績將會相對較好，可能施行改革使本國更加強大和更有韌性，從而有助于讓自己未來的表現(xiàn)更好。而政府軟弱無力或政治領袖表現(xiàn)糟糕的國家則可能深陷泥沼，停滯不前，甚至陷入貧困和動蕩之中?，F(xiàn)在的問題是，第二類國家的數(shù)量要遠遠多于第一類。

不幸的是，壓力測試太難，很少有國家能通過測試。想要在疫情初始階段成功應對，一個國家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有強力的政府和充足的資源，還需要形成大量的社會共識和擁有令人信任的能干領袖。韓國政府和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領導下的德國政府就滿足這些條件，這兩個政府都將抗疫工作委托給了專業(yè)的醫(yī)療機構負責。但更多的政府卻總會在某些方面表現(xiàn)的差強人意。鑒于疫情的收尾工作仍然艱難，這種瑕瑜互見的趨勢很有可能會延續(xù)下去，難以令人普遍樂觀。

另一個使人悲觀的理由是，一個社會要想形成向好的局面就需要理性的公共討論和社會學習，然而現(xiàn)在專業(yè)知識和公共政策之間的聯(lián)系卻比過去精英治國的時代更加弱化了。數(shù)字革命所引發(fā)的權威大眾化現(xiàn)象撫平了包括認知層級在內的多種層級結構，而現(xiàn)在的政治決策則常常被黨同伐異所綁架。這就不是一個建設性的、有利于集體檢討的理想環(huán)境，某些荒謬的政策可能比明智的政策持續(xù)更長的時間。

最大的變量是美國。在危機襲來之際，掌舵美國的卻是美國近代史上最無能、最具爭議性的領導者，而且其治理模式并沒有在危機壓力下發(fā)生改變，這是美國最大的不幸。在其任期內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他都和自己統(tǒng)領的國家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當形勢發(fā)生變化時，他不能有效應對。他判斷對抗和仇視遠比國家團結更契合自己的政治利益，于是他就利用疫情挑起了爭斗并加深了社會裂紋。美國在疫情期間表現(xiàn)糟糕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家的領袖沒能成功履行領袖的責任。

如果這位總統(tǒng)在11月份獲得了第二個總統(tǒng)任期，民主政治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大范圍復興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但無論選舉結果如何，美國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兩黨對立都不大可能發(fā)生改變。在疫情期間舉行一場選舉將會很難，心懷不滿的敗選者會有動機質疑其合法性。即使民主黨能在總統(tǒng)大選和國會兩院選舉中都大獲全勝，他們繼承的也是一個半癱的國家。民主黨在勝選后本應立即采取行動，但該黨卻將遭遇堆積如山的債務和共和黨兩院殘余勢力的頑強反對。國家體制和國際體系在經受多年的摧殘后變的虛弱不堪、踉蹌難行，而想要重建它們則需要花費數(shù)年時間——如果還能重建的話。

隨著疫情最緊急、最危險的階段過去，整個世界都要投入到下階段漫長而又沮喪的埋頭苦干中。世界最終會恢復如初，某些國家恢復的速度可能更快些。劇烈的世界動蕩不大可能，民主體制、資本主義和美國都在過去證明了自己具有變革和適應的能力。但這次它們仍然要再變一次無中生有的兔子戲法。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外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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