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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聲音背后的是洶涌民意，但企業(yè)家們其實更在乎朝堂之上的聲音。盡管早在2001年，時任最高領導人就一錘定音發(fā)表了支持民營經濟的“七一講話”，但據說其中接納民營企業(yè)家入黨的內容，一度引發(fā)了組織內部的激烈爭論。這一代企業(yè)家的青壯年都沉浸在敏感歲月里，對輿論和政策的警惕幾乎是伴隨終身的。

2002年著名演員劉曉慶因證據確鑿的逃稅案入獄；同年華晨汽車實控人仰融因與遼寧省政府錯綜復雜的產權糾紛，潛逃至美國。風云人物的旦夕禍福，讓企業(yè)家們惴惴不安，紛紛向民眾做深情懺悔，一副爭取寬大處理的誠懇。柳傳志自爆聯(lián)想集團賴過賬、走過私；劉積仁坦誠東軟集團賣過騙客戶的軟件。

企業(yè)家們驚弓之鳥般的情緒在2003年中崩至極點，上海富商周正毅因涉嫌操縱證券市場被抓，清算“原罪”的輿論沸反盈天。郎咸平用一整套BOT、累進稅制、第三方處理的學術化理論為輿情提供了理論支持，吳敬璉、張曙光等溫和派學者的聲音顯得勢單力薄。

雖然確實有一部分企業(yè)家存在利用國企改革盜竊國有資產的情況，但把民營企業(yè)家群體說成“天下烏鴉一般黑”是以偏概全的。將仇腐情緒引導向仇富情緒，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是巨大的內耗。體制內自上而下很快達成了堅定支持民營經濟的共識，從地方到中央，快速對輿情進行了反饋。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了一系列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政策措施。次年，國務院發(fā)布的“非公經濟36條”成為建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為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

凡此種種，不僅是朝堂對“原罪論”的撥亂反正，也讓民營經濟迎來了發(fā)展的黃金年代。互聯(lián)網BAT三巨頭、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何享健的美的集團……各行各業(yè)都涌現出為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民營企業(yè)。

宏觀經濟環(huán)境的周期性變化，常常導致社會輿情呈現出一種往復。每當前行遭遇顛簸，總會有別有用心的人趁機試圖攪渾水牟利。在“原罪論”的風波中，郎咸平賺夠了社會聲望，自此從經濟學大師搖身一變成為了割韭菜的大師。視郎咸平為偶像的后來者，也在等待著屬于自己的時刻。

04 “私營經濟應逐漸離場”？

2018年9月，一個名叫吳小平，自稱“資深金融人士”的自媒體掀起了軒然大波。他發(fā)文稱私營經濟已完成協(xié)助公有經濟發(fā)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文章內容雖然粗糙，但偏激的觀點顯然擊中了大眾內心的恐懼，畢竟貿易沖突和疲軟的經濟形勢，已經讓民營企業(yè)寒蟬若禁。

精明的投機分子準確捕捉了社會痛點，民眾的焦慮和恐慌被徹底激發(fā)。吳小平這個此前頻繁發(fā)布P2P廣告的流量追逐者，一躍成為舉國焦點。

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在復雜的結構性問題下，經濟發(fā)展模式亟需做出改變。供給側改革應運而生，與此相對應是一系列去杠桿、調結構的具體措施。經濟下行期的改革，難免面臨震蕩，整個社會都面臨著強烈的不適應。

過去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也讓部分民營企業(yè)熱衷于鋪攤子、上杠桿，一旦經濟趨冷，很容易遭遇心梗式的衰竭。視一個億為小目標的首富王健林就堪稱典型，萬達大幅投資海外的同時，還轉型在國內布局文娛產業(yè)。當銀根收緊后，就不得不選擇收縮戰(zhàn)線，拋售資產。

在去杠桿、環(huán)保等供給側政策的落實中，雖然經歷大浪淘沙，但也有許多企業(yè)扎根本業(yè)，在改革中完成了產業(yè)升級換代，華為和李寧就是典型的例子。用民營經濟退場論來迎合供給側改革中遭遇困難的人群，是利用輿論反社會的一大發(fā)明。

對此，不但《人民日報》與《經濟日報》紛紛發(fā)文駁斥，最高層更是在11月召開民營企業(yè)座談會，強調了民營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家是“自己人”，讓“退場論”的荒謬傳言自然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