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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債務危機論的由來及誤區(qū)

應該說，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夸大，始自2008-2010年的四萬億之后。從2011年起，地方債務問題就成了媒體報道的熱點。一位經濟學家當時曾信誓旦旦地說，2011年中國地方債務平臺必將崩盤。

2012年9月27日，某報刊登文章《國家審計署摸底發(fā)現(xiàn) 地方債務較兩年前幾乎翻番》，國內國際輿論反響強烈，一時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地方債務危機”似乎真的來了，“中國崩潰”似乎的真的要來了。結果不久之后，該報刊登道歉聲明，承認數(shù)字是記者自己“推算”出來的，并沒有找專家與權威部門核實。

某位經濟學家在2011年曾言之鑿鑿地預言道，中國將在2013年爆發(fā)大規(guī)模經濟危機，主要原因就是“地方債務危機”，“到2013年前后，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產”，進而“爆發(fā)一場社會危機”。該經濟學家甚至對危機爆發(fā)時間的預測精確到了月份：“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

巧得很，2013年7月18日，傳來了美國底特律因債務危機申請破產的消息。莫名其妙的，中國好多人竟然如獲至寶，借機掀起了“中國地方債務危機比底特律嚴重”的輿論浪潮。某位曾有過“上世紀30至50年代為蘇聯(lián)赫魯曉夫統(tǒng)治時期”高論的財經評論員，就拋出了一篇《挽救中國版底特律 要解決地方債務危機》。

而早在2011年11月就斷言中國已經開始爆發(fā)地方債務危機的那位經濟學家，此時則以其一貫聳人聽聞的風格干脆宣布中國有“330個底特律危機”。

美國底特律爆發(fā)債務危機，城市面臨破產，結果在中國好多人看來，這竟然又成了“中國輸了”，出現(xiàn)了很多“某某市能成為中國的底特律嗎？”之類的報道。

2013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上，前財政部長項懷誠就曾對地方債務危機論進行了批駁：

“我個人覺得中國政府的債務還不是一個當務之急，不是說已經非常危險，我之所以這么說，第一，因為債務率本身不是特別高；第二，中國政府的債務基本上是內債，內債占到整個債務總量的95%-98%；第三，中國債務總體上看還沒有看到特別特別壞的、效率特別特別差的案例。”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覺得這番批駁還是站得住腳的。

為應對鋪天蓋地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輿論，中國政府于2013年下半年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政府債務審計行動，結果于2013年12月公布，截止2012年底全國政府性債務的總負債率為39.43%，低于國際通常使用的60%的負債率控制標準參考值。

可以說，整體看，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是良性的、可控的，不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危機”。

自此次大審計之后，地方債務危機即將爆發(fā)的輿論，冷卻了不少，但是，對地方債務的貶低與負面看法，卻一直存在。在之后的“去杠桿”行動中，壓縮地方政府債務成為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本來，經濟在正常運轉，借債還債處于良性循環(huán)當中，現(xiàn)在突然卻要求大規(guī)模地“去杠桿”，立即償債，或者不許再借新債了，這樣一來，極有可能破壞了正常的經濟運轉，破壞了地方或企業(yè)的贏利能力，從而也就破壞了地方或企業(yè)的償債能力。也就是說，如果夸大了債務問題的危險，對正常的債務問題過分擔憂甚至形成了恐慌，進而強行采取去杠桿、禁止借債的應對措施，這非但無助于解決債務問題，反而會加重甚至惡化債務問題。

如余永定教授強調的那樣，正確的去杠桿思路，應該是做大資產，做大分母，資產做大分母做大了，債務分子不變，或者，資產分母的增長比債務增長得快，這時候債務率杠桿率就下降了。反之，如果借口去杠桿而把重點變成了壓制資產分母的增長，那么負債即使沒有增加，杠桿率或負債率反倒上升了。去杠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一個悖論。

所以我們看到，包括壓制地方債務在內的各種去杠桿，實踐中導致經濟下滑過快；經濟下滑過快后，不得不暫停去杠桿，不得不重新降息降準以及允許地方政府繼續(xù)借債。比如，財政部于2014年10月出臺43號文件，對地方債務運轉予以壓制，但是進入2015年后，迫于經濟下行壓力，又于5月出臺40號文件進行了松綁。

有的地方，本來地鐵項目已經開工了，可是，后來以這會增加地方債務為由，給下馬了；再后來，需要穩(wěn)增長，又重新允許工程上馬了。如此波動，已經成為這幾年的常態(tài)。去杠桿、去債務——經濟下滑——加杠桿加債務以穩(wěn)增長，這一循環(huán)已經出現(xiàn)多次了。

本來中國經濟的特點是高積累高投資，即一方面為了發(fā)展經濟要借債，一方面在個人消費領域則量入為出不借債?，F(xiàn)在，由于在實體經濟領域搞去杠桿，大量資金被閑置，導致了另一個后果，這些資金轉而投向金融投機領域，近年來持續(xù)不斷的P2P暴雷就是例證。此外，五花八門的個人消費信貸猛然增加，即個人“加杠桿”。不該去的地方去了，不該加的地方加了。

四、川、渝、黔等省市的發(fā)展經驗

中西部省份身處內陸，本來區(qū)位優(yōu)勢就遠不如東部沿海地區(qū)，歷史上的發(fā)展水準也遠遠低于沿海地區(qū)，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積累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省份要想撬動自己的發(fā)展，要想追趕東部地區(qū)，更是需要借助債務的杠桿作用。

身處西南的四川、貴州、重慶（以及最近兩年的云南），近十幾年來的發(fā)展有目共睹，此間“借錢發(fā)展”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重慶、成都我都去參觀過，這兩個內陸城市的發(fā)展可以說是令人震撼的。

2019年春天，我去成都天府新區(qū)參觀時，當?shù)馗刹空f，2008年的時候，天府新區(qū)一代還是一片田野，沒想到短短十年間，就換了人間。天府新區(qū)的市容市貌，在我看來堪與中國最發(fā)達、最漂亮的新城區(qū)上海浦東、深圳等相比美。如果靠自有資金，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之大的建設成就呢？

2020年初，中國政府制定了推動成渝地區(qū)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增長極的規(guī)劃，債務將在這一規(guī)劃的實現(xiàn)中繼續(xù)發(fā)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