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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對峙

居民和市民社會參政議政，配之以代議制民主，自然孕育出政黨。香港雖然沒有政黨法，但政黨政治已經(jīng)左右了立法會，而且和社會運動、廣場政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在多黨競爭的體制下，所謂的建制派與反對派完全是以中央為參照進行區(qū)分的結果。對于香港本地而言，每個政黨，都是香港社會內生的，只要是合法存在的，都構成特區(qū)憲制正常運作的參與者，無論是贊成政府還是反對政府。各政黨通過社會動員影響居民和特區(qū)政府的關系、市民社會和政府的關系，通過立法會的憲制組織形式?jīng)Q定香港的立法，和行政形成對峙，影響香港的施政。不要把泛民主派看成一群飛進“一國兩制”大廈的蒼蠅，而要正視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法性。

香港政黨兩大陣營并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和紀律，行政長官普選立法的表決出現(xiàn)的烏龍局充分暴露了建制派依靠非正式聯(lián)系的弱點。由于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所以，香港特區(qū)政府與政黨沒有公法關聯(lián)性，行政長官施政要想取得立法會的支持與合作，只能依靠其它的政治手段勉強應對。

最大的不利尚不在此，而在于無法形成正常的政治理性。沒有執(zhí)政黨，各政黨便沒有真正的政治責任，都以派系利益為依歸，甚至于每個黨員各懷心胎，不以香港的整體利益為重，連黨派的集體利益也置諸腦后；沒有執(zhí)政黨，市民社會整體就沒有真正的代表，有的只是各選區(qū)的代表，他們代表的不是社會的同一性而是多元的差異性；沒有執(zhí)政黨，政府與市民社會之間日常的政治紐帶被切斷了，政府如何拉得動社會的馬車？

如果特首由普選產(chǎn)生，結果只能是，要么催生出執(zhí)政黨來，要么普選蛻變?yōu)轸[劇。立法會一些反對派議員的小丑式的表演、建制派個別懶蟲議員、普選方案表決時建制派的烏龍局，都是缺乏正常政治理性的癥狀。對于沒有正常政治理性的政治，人們又如何進行理性的判斷呢？與其說這些現(xiàn)象是議員個人品性造成的，不如說這些現(xiàn)象連同議員的政治品格都是頂層設計不徹底、不究竟的遺患。反思香港政治，不要糾纏于具體個人的德性和動機，而要更上一層樓，上升到基本法的制度設計層面。

四、以“一國兩制”為學堂，演繹對峙型政治

2047年以后香港將會怎樣？是否還要堅持“一國兩制”?對此，我們要有世界歷史的時間觀和世界戰(zhàn)略的空間觀。高瞻遠矚始于反思，反思貴在有提出正確問題的勇氣和智慧。我們要反思過去十八年實踐中的錯誤觀念和無效手段，更要反思兩制對峙頂層設計的智慧。

我的總體判斷是，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不僅于中國有利，也有利于世界秩序，而香港保持資本主義不僅于香港有利，也有利于整個中國。我們要區(qū)別正常的對峙與敵對行為，在對峙中尋求動態(tài)平衡，發(fā)展協(xié)商機制，減少對抗、增加合作；港人則要學會保守審慎，不要濫用對峙結構、濫用“說不”的自由和權力。

（一）兩制對峙的理想圖景與對峙型憲制的奧義

關于兩制對峙，我們要認識到它的兩個方面，一是其革命性的創(chuàng)造，這方面讓人產(chǎn)生心曠神怡的美好想象，二是兩制的二律背反，這方面又令人不知所措。

1、“一國兩制”太極圖

說明：此圖由三個圓構成。大圓代表整個世界，黑色代表資本主義，中國是世界這條黑魚的眼睛。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構成中國這條魚的眼睛。中國與世界構成一個陰陽互動的太極圖。為了簡單明了起見，其余社會主義國家和其它類型的政治體以及澳門一概忽略不計。

“一國兩制”的構想、特別行政區(qū)的創(chuàng)設，客觀上實現(xiàn)了（也許是有望實現(xiàn)？）對中國古代天下模式與現(xiàn)代主權理論的揚棄，使中國從一個封閉內斂的主權國家逐步演化成一個自信的“內攝天下模式的主權國家”。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敵對，是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的常態(tài)和基本特征?！耙粐鴥芍啤焙吞貏e行政區(qū)的設想剛剛提出來的時候，其政治地理空間概念的意義并未充分顯現(xiàn)，待到香港澳門回歸時，蘇東已經(jīng)變色，世界的政治版圖上社會主義國家所剩了了，中國成了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歷史有趣，甚至有點吊詭，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宏大版圖上鑲嵌了兩顆資本主義的寶珠。中國用“一國兩制”把兩種敵對的制度改造成一個對峙結構，含攝于一國之內，局部地終結了世界性的例外狀態(tài)，使中國進入一種兩制對峙互動的新常態(tài)。這種格局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

兩制對峙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構安排，卻也是一種意義深遠的制度設計，對國家和香港的長遠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由于香港回歸更趕上國家實行改革開放，經(jīng)濟制度的對峙不僅為合作創(chuàng)設了一個制度空間，使國家在資金、管理技術、經(jīng)濟立法諸多方面從中大獲其益，更重要的是把一個發(fā)達的資本主義活體安置于主權范圍內供國人全面認真地觀察、研究、體驗和反思。如果沒有香港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和完善的經(jīng)濟制度，我們將難以想象中國經(jīng)濟起飛會如此神速。

實踐證明，用社會主義包容局部的資本主義，整體上無害于社會主義，反而更有利于國家的改革開放，有利于國家借鑒資本主義。十八九年后回頭看，大抵一半是機緣和國運，一半是膽略和智慧。

在當今這個世界，我們注定要和資本主義共存。中國夢，天下夢！我們不僅要和資本主義和諧共存，還要順勢而為，有天下?lián)敗！耙粐鴥芍啤笔莻€學堂，在這個學堂里中國將重新演繹天下主義。由斯觀之，“一國兩制”應是國家長遠的戰(zhàn)略。只要兩制對峙仍然是世界政治的常態(tài)，只要臺灣問題尚未解決，無論香港管治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們都要堅持“一國兩制”的大方向不動搖。

“一國兩制”太極圖不全是寫實，更多的是一種美好的政治想象。這絕不意味著它沒有意義，我們不能沒有一種關于世界政治和“一國兩制”的美好想象！否則就只能把它當作一種消極被動的權宜之計。

香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度發(fā)達的商業(yè)經(jīng)濟一度是內地的榜樣

2、對峙型憲制的奧義

分析香港政治，不能因為香港存在大量的對抗行為，特別是極端行為，就否定“一國兩制”的對峙性憲制安排，而要深諳其中的奧義。特區(qū)政權層面的三權對峙，未必符合基本法的本義，卻契合資本主義憲政原理。香港自發(fā)形成的社會與特區(qū)政權二元對峙、建制派與反對派對峙，秉承了資本主義社會自由民主政治的精神。特區(qū)內部的憲制對峙、社會自發(fā)性對峙，二者共同與國家層面的制度形成對峙結構。沒有特區(qū)政權的對峙和社會自發(fā)性對峙，兩制也對峙不起來。

人既是理性動物，也是情感動物。政治制度設計一個根本難題是如何認識人性，平衡人的理性和激情，安頓“說不的人”（no-sayers）。對峙不僅僅是靜態(tài)對比（contrast），必然包含動態(tài)對抗（opposition）。

這種充滿內在張力的權力結構的科學性在于：第一，不追求靜態(tài)的穩(wěn)定與和諧，而追求動態(tài)的均衡與活力；不壓制激情，而給理性和激情都留有發(fā)揮的空間，防止過多的激情在體制之外發(fā)酵，釀成致命的破壞性力量。第二，不追求唯一的真理，如果有什么真理的話，也只能通過對話、辯論而呈現(xiàn)出來；不追求絕對權威，而以妥協(xié)的相對正義為要務。第三，不追求絕對的權威，而是切割權力（準確地說，權力被轉化成了權能），讓一種權力的激情和理性和另外一種權力的激情和理性之間形成張力，依靠這種“主體間”“權能間”的張力防止一權獨大、一種激情泛濫。

憲制性對峙是一種政治游戲規(guī)則，從根本上說，也是一種對話方式與合作模式。對峙是包容性的（inclusive），而非排斥性的（exclusive），在對峙體制中沒有他者（the other）。對峙的本義絕非敵對，在這個結構中只有對手（opponent），沒有敵人（enemy）。這是資產(chǎn)階級通過長期的斗爭摸索出來的防止社會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從而防止革命、謀求長治久安的巧妙設計。我們試圖利用基本法的對峙結構把香港社會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和程度之內，香港社會固有的敵對力量和國際敵對力量卻要借這種對峙結構繁衍壯大。

從回歸十八年的經(jīng)驗進行總體觀察，香港政治中正常對抗與惡性敵對混雜在一起，有時難以分辨。由于我們不習慣于對峙體制，很難按照對峙結構的規(guī)律辦事，動輒“香港無小事”，結果往往找不到著力點；而香港的反對派和極端勢力則常常表現(xiàn)得堂吉訶德斗風車般滑稽。

（二）“一國兩制”內含的二律背反

“一國兩制”超越了現(xiàn)代國家同質性原則。一個國家要成其為一個國家，必須建立在最起碼的同質性基礎之上，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人口的民族同類性，另一個是政治原則的同類性。且不說單一制國家，“無論如何，在一個聯(lián)邦制國家中，對立的國家原則和政治信念不能同時共存，因此，大多數(shù)的聯(lián)邦憲法都包含了對同質性的明確保障。同質性的真正實質在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隱含的先決條件，對它的明確保障通常涉及到政體”。

美國1787年憲法、德國歷史上多個憲法都規(guī)定了對政體的特別衛(wèi)護。“一國兩制”是在國家主體部分實行社會主義、在個別地區(qū)實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香港特區(qū)的政治制度是基本法重新確立的，在性質上應納入資本主義的范疇。兩種不同的政治原則和政治制度對比共存于一個主權國家之內，顛覆了現(xiàn)代主權國家的教義。

兩制對峙內含若干二律背反。這里所說的二律背反說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的運行規(guī)律和資本主義政治的運行規(guī)律之間相互排斥，國家主權和地方高度自治之間相互排斥的緊張現(xiàn)象。二律背反造成一種類似法律中的疑難案件的局面——要么沒有正確答案，要么存在多個正確答案，難以選定。也就是說，在一個具體問題上，按照共產(chǎn)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來說應該這樣解決，而按照資本主義民主的原則來說又是另一種解決；按照主權邏輯是一種解決，而按照高度自治又是另一種解決。下述二律背反是上述兩個二律背反的具體表現(xiàn)。

第一個二律背反關系到香港特區(qū)的國際存在，可名之為“國際化vs.主權歸屬”。根據(jù)國際法，香港回歸即歸屬于中國主權，香港不具有主體地位，但是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不僅參與了許多國際條約和組織，而且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政治原則中發(fā)現(xiàn)了更大的同類性。這可能導致香港擺不正自己的位置，言必稱人權的國際標準和普通法，也給反共勢力、次主權論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