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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呼喚社會主義3.0

輿論和理論界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40多年前，鄧小平那一代的領導集體發(fā)現(xiàn)老路走不通了，于是我們從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逐步轉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局面。但是如今，從規(guī)模和貢獻上來看，民營企業(yè)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公有制的主體形式如何體現(xiàn)，和非公經濟的關系怎么定義，就引起了大量的爭論。

第二個問題就是，市場經濟采取了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認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來分配的，越稀缺的報酬就越高，那么勞動在分配當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擴大的還是縮小的？這就牽扯到共同富裕的大問題了。

前幾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風靡一時，其主要觀點就是，勞動在整個各要素分配當中的比重從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下降了，不僅是歐洲和美國，我們中國也面臨同樣一個問題。

另一個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顧公平的問題，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個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無需二次分配了，這個方面爭論還很大。在社會主義2.0版的運行過程當中產生的一系列實踐問題，在理論上無法得到完整的解釋，這就形成“左”“右”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個社會主義3.0版來證明、來確定、來解釋這些新問題？

另外，還牽涉到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在實施產業(yè)政策時采用的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之間是什么關系，過去我們的表述一直在變，原來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改成起“決定性作用”。

“決定性作用”怎么理解？是不是參與市場的各個要素都要按照市場的稀缺度來配置？如果是這樣，市場能否自動解決公平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政府怎么調節(jié)？如何調節(jié)東部和中西部的區(qū)域差異？如何調節(jié)收入差異，如何調節(jié)各要素背后對應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差異？

上述問題，都需要一個3.0版的社會主義來解釋。因為社會主義2.0解決了效率問題，各個企業(yè)都按照市場價格能夠做出靈敏反應，計劃經濟時期的無效低效和浪費現(xiàn)象大大減少了，我們的生產力提高了，我們的財富增長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財富的分配如何體現(xiàn)公平公正，以達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目標，問題提出來了，仍然沒有解決。

因此，時代呼喚社會主義3.0版，需要對上述現(xiàn)象給一個完整的理論解釋，如果能夠獲得民眾的認同和追隨，便可以此作為新時代的指導方針。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鄧小平理論的傳承：共同富裕

鄧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講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又講，“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

這個問題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來了。雖然這背后的原因很復雜，但也暗示了區(qū)域差異的擴大會影響到民族問題，從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調節(jié)區(qū)域之間的差別。

經過努力，這些年區(qū)域之間的矛盾已經得到了緩和。新世紀以來，中央財政加大了對中西部的轉移支付，一方面推動革命老區(qū)、民族、邊疆、貧困地區(qū)發(fā)展，同時把中西部以農業(yè)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財政支出——即義務教育支出免了，實際上由中央財政買單。

隨著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齊下，現(xiàn)在看來，區(qū)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經基本緩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兩年書。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學生，所聽所見，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公共保障、農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確實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經過多年的建設也在縮小。從新農村建設，到精準扶貧，再到鄉(xiāng)村振興，近1億人脫離了絕對貧困線。這些群體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數(shù)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較而言，階層之間的分化確實還是個束手無策的問題。我們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相對貧困還存在，所以，我們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里有不同的定義。右派比較極端的觀點認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寫入黨的文件，因為寫進去那些民營企業(yè)家會害怕，認為又要搞劫富濟貧了。

當然黨的文件在這方面的表述是很謹慎的，前幾年就曾反復澄清過所謂“共同富裕是吃大鍋飯、搞劫富濟貧”等這些錯誤的說法。前些年我們的監(jiān)管比較嚴厲，我們整頓房地產，整頓資本無序擴張；話說得也比較重，“資本有好壞”、“要為資本設紅綠燈”等。我上課的時候有很多民營企業(yè)家聽眾，他們都來問我對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們有顧慮。

我的看法是，與西方不同，中國的資本是不能干預政治的，對那些操縱市場影響社會公平公正環(huán)境的資本肯定要規(guī)制。這些年中央反復講“兩個毫不動搖”，就說明中央的大方針是不會改變的。而且民營資本對國家的貢獻已經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業(yè)，主要靠民營企業(yè)來解決。過去幾年特別是疫情期間，政府一直是在想辦法為企業(yè)減輕負擔，比如減稅降費，尤其是對中小企業(yè)，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鄧小平理論的傳承：從富起來到強起來

第二個鄧小平理論傳承的重大問題，是對我們的歷史發(fā)展階段的重新認識。

黨的十九大文件專門講了當前發(fā)展的歷史方位問題，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毛澤東的發(fā)展階段，是中華民族站起來的階段；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定義為富起來的階段；十八大以后的新時代，定位為強起來的階段。

認清歷史發(fā)展階段一直是我們黨制定方針政策的出發(fā)點和總的歷史框架。歷史定位問題解決以后，就能夠很好的理解改革開放時期和新時代的傳承關系。

1984年1月26日，鄧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業(yè)區(qū)。

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剛剛對外接軌，我們的招商引資項目，還主要是以低端產業(yè)、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和高污染產業(yè)為主的。中國得到的好處就是就業(yè)，我們解決了沉淀在農村的幾億絕對剩余勞動力的就業(yè)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不斷擴展的工商就業(yè)崗位相結合，推動了中國的高速發(fā)展，而且持續(xù)時間之長也是驚人的。

2006年開始，我們提出要增強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努力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中國制造業(yè)開始轉型升級，到2015年就更加明確了，《中國制造2025》提出加快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

《中國制造2025》本意是要解決中國制造大而不強的問題，通過和歐美發(fā)達國家的產業(yè)進行對比，在十大領域找差距補短板，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chuàng)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傊七M產業(yè)層次從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文件發(fā)布后，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做出了出乎我們意料的反應。他們希望我們鎖定在低端制造上，沒想到我們的產業(yè)要向微笑曲線的高附加值兩端提升，與西方的高端制造尖端科技抗衡了。所以，2017年開始，美國開始打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yè)中興和華為，貿易戰(zhàn)開打。

在我們的敘事中，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物質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我們最多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我們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血洗百年屈辱，要復興我們在歷史鼎盛時期的全球位置，這個目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一代代有識之士的夢想。

晚清的馮桂芬是中國近代史第一個明確提出趕超西方的思想家。1861年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中就提出中國自強之道要分三步走：“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不僅如此，他認為“雪恥”、“復強”的根本辦法，就是要發(fā)展工業(yè)化，強調通過自造、自修、自用洋器，中國就有了“隱然之威”，如遇外敵入侵，“戰(zhàn)可必克也，不戰(zhàn)亦可屈人也”，只有這樣，“我中華始可自立于天下”。

后來毛澤東也這樣講。1956年8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提出了“超美”設想，提出再有五六十年，中國完全應該超過美國；而且這是一種責任，我們搞了社會主義，有優(yōu)越性，如果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那就要被開除球籍了！

鄧小平的趕超策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現(xiàn)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因為他怕急于求成要出問題，第三步策略才是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事實上我們干得比他預測的還要好，目前離21世紀中葉還有25年，我們離世行標準的高等收入水平已差一步之遙了。